在上世紀的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以后很長的一段時期，我們這個城市抽煙的人大多抽旱煙。最主要的原因是便宜，抽旱煙的花費比抽最低擋次的卷煙還要少很多。那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低，每一筆支出都是要精心算計的。二是旱煙比卷煙“勁”大。

　　父親抽的就是旱煙。他買回來旱煙后，解開捆放在太陽下將余下的水分曬干、曬脆，然后搓成碎末，最后再用籮將其中的土末篩出來，扔掉。父親很節儉，即使是煙梗也舍不得扔掉，也要蹲在地上用錘子鑿成碎末，摻和到煙末里。抽煙時隨抽隨卷，將煙末倒在卷煙紙上，卷成錐子形。所以有人戲稱自己抽的旱煙是“錐子牌”。卷煙的紙也是專用的，當時的小百貨商店就銷售成沓的卷煙紙，這種紙比一般的紙薄一些。

　　我記得當時抽旱煙的人隨身攜帶盛煙容器，有的是用吃過藥后留下的藥瓶子，有的是用舊自行車內胎剪一小段改制，還有的是用薄鐵皮制作。旱煙還有另一種抽法，那就是將它裝進煙袋鍋里抽。不過，使用煙袋鍋的人很少。那時抽煙的人坐在一起邊聊天時，內容大多就是誰的煙好抽，誰的煙是多少錢一斤買的，誰的煙“勁”大，在哪兒買的……

　　我去過我們院王嬸的娘家，在距城市三十多里的農村，是典型的北方農村家境殷實家庭的大院。院子里除了有兩套三間的住房和一座豬圈外，就是可種植農作物的地了。王嬸娘家的人每年都在院子里種很多旱煙。煙多，自己家自然抽不了，就要把絕大部分賣掉，換成現金，用來補貼日常生計的開銷。父親經常從王嬸家買旱煙。

　　父親在單位有時也讓同事抽自己的煙。同事們抽了覺得味道不錯之后，自然會問，多少錢一斤，在哪買的，聽了價錢也合理，就要父親領著他們去王嬸家買煙。可是當時國家的政策是不允許個人買賣東西的，更不允許自由市場存在。如果農民個人種植的包括旱煙之類的農副產品自家消費不了，需要出售時，必須以低于商店的賣出價出售給國家的土產、棉麻、蔬菜等相應的公司。

　　在我的記憶中有過那么幾次，父親下班后分別領著他的同事，我稱為靳大爺、田叔叔、趙叔叔的……到王嬸家買旱煙。去之前父親就跟他們說好了，“我別的啥也不管，只把你們帶到她們家去，至于煙的好壞，價格的高低，全由你們談。買與不買由你們自己決定。”在我的記憶中，這幾位叔叔、大爺到買煙的成交過程都十分簡單、順利，沒有過多的如在集貿市場上買東西的挑剔和討價還價。來了之后先卷一支王嬸家的旱煙嘗一嘗，一問價格，就成交。父親的這一行為也絕不同于當下的“托兒”，完全是多管閑事，絕無半點好處或人情。

　　然而，就這么毫無政治意義、微不足道的小事卻給父親帶來了很大的苦悶和煩惱，這是他所沒有料到的。在“以階級斗爭為綱”，“鏟除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他們單位的領導在全體會議上多次點名批評父親，說他幫助別人賣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幫兇”。父親是不大愛說話的人，也從來不把在單位受到的委屈在家里傾訴。直到事情過了許多年之后，父親已到了晚年，一天才無意中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