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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出城證。資料圖片

　　本期“煙草史話”，筆者將通過對中國煙草博物館收藏的國民政府煙草史料的考繹，以幾份頗有價值的資料薄片的解讀，為讀者還原一些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實施戰時煙草專賣管理的真實面貌。

　　在這些史料中，較為重要的當為館藏民國33年（1944年）頒發的“疏散出城證”（如圖）了。該證件為紙質油印，邊沿略有缺損，保存基本完好。據史料釋讀可知，當年的成都煙草辦事處曾向財政部煙類專賣局遞交了制作“專賣煙類疏散出城證”的請示，稱：“本處為空襲堪虞，避免損失起見，特應各煙商之請求制定專賣煙類疏散證一種，所有各煙商疏散煙件時應申請本處核發，持憑查驗。除公布外理合檢同疏散證樣張一紙，備文呈請，鑒核備查。”財政部煙類專賣局接報后即批復同意，并指令成都煙草辦事處按樣張制作“疏散出城證”。

　　從實物樣張可看到，該證內設有“商號名稱、牌名、原運單號碼、疏散地點”等項目，注意事項中則寫到：“此證實用于空襲時期，不得藉此運送外縣，煙件轉移必須向本處登記，違反上述規定嚴懲不貸。”可見，證件雖然只是一張簡陋的油印紙，但內容卻十分考究，基本反映了當年的國民政府在戰爭年代實施煙草專賣管理的真實水平。同時，我們從歷史價值來看，它本身具有強烈的抗戰色彩，是份難得的史料。

　　為什么說它有抗戰色彩呢？這里我們要回顧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流亡的一段歷史。民國27年（1938年）日軍占領華北、東北大片地區，從戰區和淪陷區逃往后方的軍民人數日益增多，重慶、成都等西南城市也暴露于日軍面前，面臨戰火威脅。據統計，從1938年至1944年，日軍對重慶、成都兩地施以狂轟濫炸，使兩座繁華的西南重鎮大半化為廢墟，廣大軍民的生活和戰需物資極度匱乏。所以，當時國民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以合理分配物資，滿足軍民生活戰斗之需。而且，為應對軍費困窘、財政支絀，國民政府決定對鹽、煙、糖、酒、火柴、茶葉6類商品實施專賣管理。

　　當時的財政部煙類專賣局局長劉振東曾稱：“今我國業此抗戰圖存之日，國用浩度之時，卷煙消費，既為民生日用非必需奢侈品，其應舉辦專賣以充裕國庫之稅收，殆為毫無疑問之事實。”于是1942年5月13日，國民政府頒布《戰時煙類專賣暫行條例》，在后方各地推行煙草專賣管理制度以增加稅收補貼政府財政。不久，國民政府于1942年10月，又在重慶發了一則《財政部煙類專賣局布告》。

　　其內容主要為：據本局重慶區辦事處報稱，重慶市專賣煙類承銷商及零售商業已分批配發大量紙卷煙供應市民。本局為維護各商合法利潤及穩定市場價格起見，經分別訂定重慶出廠卷煙及輸移入重要牌名卷煙承銷零售等價格，呈奉財政部核準公告，并將零售價格印表分發各零售商張貼，遵照售賣各在案。仰市民人等遵照規定數量購買（每人每次限購二十支包卷煙一包、十支包卷煙兩包），不得預購存儲，以平供需，而節消費。各商尤應恪遵規定，不得私自抬價或囤積不售等行為，倘有違法情事，準由市民隨時舉發，以憑懲辦。除函請各緝私機關嚴密查緝外，合行布告周知。

　　這份在戰時頒布的煙草布告的部分條例雖然制定十分詳細，但許多內容脫離實際，難以執行。分析在時局動蕩背景下出臺的這則布告，內容中沒有豪言壯語，只是在規定上的細節處透露出當時政府在實行煙草專賣管理上一種鎮定和不屈。不過，從上述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當時戰況緊急、局面混亂，國民政府雖然對煙草實施了專賣管理，但由于戰時環境惡劣、運輸困難，所以抗戰時期的煙草專賣管理也僅限于對專賣物品的戰時管制而已。

　　滄桑歲月倏忽而逝，這些紙質文件見證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實施煙草專賣管理中的艱難運作，而歷時幾十年的輾轉，如今能保存下來，也可謂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