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金）入據中原之前的半個世紀內，經歷了由奴隸制向早期半封建制過渡的急遽變化的時代。清太宗繼努爾哈赤之后于1626—1643年在位，他對煙草嚴禁種植和吸用，制定禁律，規定對違禁種煙者的懲治措施。但當時吸煙已成社會風氣，王公貴族和貧民百姓私吸私種的趨勢不可逆轉，禁煙沒有什么實際效果，后來不得不解除禁令。

　　清建都北京之初，政府內禁煙的呼聲一度很高。最早的一些奏疏中有不時提到禁煙之事，如方苞、陳宏謀等人都曾有條奏，請求禁止種煙。清室沿襲了最初的禁煙思想，對宮廷內吸煙有嚴格的禁例。汪師韓《金絲錄》載“大清律例”云：

　　凡紫禁城內及凡倉庫、壇廟等處，文武官員吃煙者革職，旗下人枷號兩個月，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該管官員俱罰俸半年。又紫禁城內大臣侍衛員吃煙者，派出看門護軍查拿被獲，除照例議罰外，照其官職加取一個月俸銀給與拿獲之護軍。跟隨人被獲，除照例責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銀給與。如護軍校不行拿獲，革去護軍校，不準折贖，鞭一百，枷號兩個月。護軍不行拿獲，鞭一百，枷五個月。閑散執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可見清宮最初不僅不把煙草列入茶、酒一類作為待客的物品，而且對禁止吸煙有嚴格的規定。

　　康熙帝本人不吸煙，也不喜歡別人吸煙。時有高麗貢煙萬匣，康熙詔卻之。翰林院檢討尤侗詩曰：“請看萬匣高麗種，未許深宮近至尊”，即詠此事。

　　雍正帝也不主張種煙。陳琮《煙草譜》載雍正五年諭曰：

　　米谷為養命之寶，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至于煙葉一種，于人生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惟在良有司諄切勸喻俾小民醒悟，知稼穡為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

　　然而，雍正帝愛好鼻煙和鼻煙壺，這同他禁煙的主張不一致。

　　乾隆初期，政府關于禁煙的態度開始有了改變。《煙草譜》載乾隆八年（1743）戶部議準民間種煙事云：

　　廢可耕之地營無益以妨農功，向來有例禁。且種煙之地多系肥饒，自應通行禁止。惟城堡以內閑隙之地可以聽其種植。城外近城奇零菜圃，愿分種者亦可不必示禁。其野外山隰土田，阡陌相連，宜于菜蔬之處，一概不許種煙，凡向來種煙之地，應令改種蔬谷。

　　乾隆十三年七八兩月，大臣中曾兩次高談禁煙，皇帝均未知可否。六十年十二月，乾隆批復云南按察使江蘭“請禁蒸酒”的報告稱：“民間釀酒種煙等事，所在皆有，勢難禁止。從前科道中有條陳禁止種煙者，以其不達事體交部議處。”有記載說乾隆吸過煙，且煙癮很大，后來在太醫的勸告下戒掉了，這恐只能作為野史傳聞。不過，他對身邊大臣紀昀等人嗜煙置若罔聞，不予干涉，這一點可能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嘉慶以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原來的“例禁”則完全被拋棄無遺，突出的事例是對江蘇監生周砎奏請禁煙案的處理。在這里，嘉慶朝面對廣泛存在的吸煙事實，承認“民間吸煙習非一日”，不屑禁止；而且種煙也是合法的，種煙之地，“不過農田千百之一二，不足以傷農。”

　　清政府最初主張禁煙，雖然著重考慮種煙對糧食和其他作物的影響，但由于明末以來吸煙之風日益盛行，煙草的發展已成為必然趨勢，而且政府禁煙立場并不十分堅定，又缺乏實際步驟和措施，禁煙的結果是徒有虛聲。嘉慶、道光以后，鴉片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政府對吸煙和種煙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朝野上下關于禁煙的呼聲就逐漸稀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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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1639年頒布的禁煙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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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皇太極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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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御用鼻煙壺正面

雍正御用鼻煙壺一組，制于大清雍正年間。采用碧玉與白玉結合而制，并有鑲銅工藝，附紫檀木盒一個。每個壺高7.5厘米，寬5.7厘米，正面刻有梅蘭竹菊四君子，背面有憲皇御制云詩四首，雕刻難度極大，為憲皇生前尤愛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