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搜狐報道　　最近，煙草局官員多年前的一番“控煙賣國”言論被媒體翻了出來，引發社會對控煙不力的關注與思考。在中國目前八個“控煙履約領導小組”成員單位中，力主控煙的衛生部門處于弱勢，而作為組長單位的工信部，卻是煙草部門的主管單位，而煙草部門，又是一個政企合一的部門，對煙草行業高度管制，這被認為是中國控煙深入不下去的根源。

　　我國是在2006年簽署《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是公約的第77個簽約國。簽署了當然得履諾，這關乎國家信譽。但實事求是地看，在我國控煙又有很大難度，絕非一蹴而就。這不單有上面說的控煙體制原因，還因為我國有世界上最為龐大的煙民隊伍，而這支隊伍自身的素質參差不齊。所以，即使一個在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規定，至今也未得到有效落實。

　　首先，對中國來說，煙草不僅僅與健康有關，它還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勞動就業、農業經濟結構等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煙草生產和消費國家，中國煙草行業的利稅占到國家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上億人口依靠煙業生存和致富。在這個巨大的利益面前，尤其是那些嚴重依賴煙草收入的地方政府，可以斷言，它們是不可能嚴格執行國家禁煙令的。

　　其次，煙草的監管體制也會使控煙變得很難。煙草在中國屬于專營，煙草種植、生產、銷售均由政府專門機構控制，不僅如此，該機構還履行管理職能，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由此也就衍生了監管者自身利益。而鑒于煙草在財政和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至今在觀念和政策上，煙草的經濟作用與控煙利害之間，尚處于難以作出抉擇的狀態，往往存在分歧與沖突。上述“控煙賣國”論就是這種分歧與沖突的產物。

　　再次，控煙法律體系還不完整，也不利于控煙的推進。目前，有關煙草控制的法律有《廣告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煙草專賣法》等。這些法律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顯得零散不全和模糊，特別是《煙草專賣法》，本是從方便煙草管理而制定的法律，作為控煙法，其條款籠統，執行操作困難，與法規目的不一致，實際是不利于控煙的。從現在來看，要遏制煙草流行病對我國民眾健康的嚴重威脅，最有效的控煙措施是制定國家煙草危害控制法。但這一法律還僅僅處于醞釀階段。

　　如果說，上述三個角度更多涉及的是政府的責任，體現的是政府控煙的強制力，那么，還有一個因素也會阻礙控煙的進行。這就是吸煙關乎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問題。從社會層面來看，吸煙肯定危害社會的整體利益，但具體到個人，吸煙與否又是個人的一種權利。作為一個有判斷力的成年人，在煙草公司履行“吸煙有害健康”的告知任務后，如果他還去買煙，則不單純是煙草公司的責任，更多的是自己的責任。這意味著他自愿地接受這種加害。對于個人的這種權利和自由，如果它沒有妨礙到他人，理論上看，無論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去阻止。

　　盡管存在上述困難，我們又不能不禁，這不僅關乎中國的承諾和信用問題；也是因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把財政收入長期建立在煙草行業基礎上的，即不可能以煙草業作為產業發展的基礎。必須逐步減少國家和地方財政對煙草的依賴，否則，就會被煙草行業和部門所要挾。同時，還在于它實際與一個民族的未來和體質有關。目前青少年吸煙問題日益嚴重，且被動吸煙率高，而戒煙成功的比率非常低。所以，與巨大的煙草經濟利益相比，放任吸煙對中國也會帶來很大災難。

　　為此，須盡快調整中國的控煙履約機制，盡快實行煙草專賣局與煙草公司的政企分離；盡快出臺符合《控煙公約》要求的國家煙草控制規劃。并先從青少年、婦女、醫務人員以及公務員等重點人群的控煙抓起。　

　　（鄧聿文：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