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貨大旗?

一、第一次改組企業制度

廣東南洋煙草公司在同英美公司的斗爭中，第一回合就吃了敗仗，其主要標志是“白鶴”牌被封殺和“雙喜”牌背上仿冒之罪，公司不得不被清算。南洋在清理拍賣時，機器、物料等約值9萬港元，由簡氏兄弟在越南經商的叔父簡銘石拍入，另由簡氏兄弟湊了4萬元清償債務。從此，廣東南洋煙草公司宣告結束了，但簡氏兄弟并沒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在茫茫商海之中，不斷頑強搏斗，探求存身立業之道。

宣統元年（1909）二月，在簡銘石的幫助下，簡氏家族大房和二房簽訂新的公司組織章程，企業得以重組，以13萬港元資本，按無限公司在香港注冊，定名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由于實際出資人二房簡銘石在資本中占了大頭，雙方約定在公司經營中首先歸還這13萬元的本息，并以大房在暹邏等地的業務作抵押。1912年簡銘石去世，南洋在資本的歸屬上遇到小小的麻煩。按理，簡銘石之子簡孔昭應為第一大股東，但簡照南歸還了部分本息，使資產得以按自己的思路厘清，雙方在企業資本中各占其半，即大房簡照南兄弟出資61250元，二房簡銘石（簡孔昭）出資61250元，另有5.8%，即7500元由商人廣記號老板楊輯五參股，簡氏家族占總資產的94.2%，這種格局一直維系到1918年的企業改組。

簡照南的這次資本重組，將原來的有限責任制改組為無限責任制，既出于業務上的迫不得已，恐也有他自己的良苦考慮，即企業管理權力的分散與集中問題。一方面，他對企業那種松散的股份有限責任制心存疑慮，希望將公司改造成無限責任制，使簡氏家族占有絕對的領導地位，這正是他所期望的那種所有權和經營權相統一的集權式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在簡氏家族內部，大房和二房的資本與權力得以平衡，而他自己則以長兄的身份處于權力的頂端。像許多近代家族合伙性質的民營股份企業一樣，簡照南依靠資訊集中、共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識以及實際上的“家族領袖”地位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和等級結構，使企業得到一種較強的凝聚力。如果說他重新建立的企業制度與那種突出強調人和人之間自由平等、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并主要由制度（契約）來約束的股份有限制相悖的話，簡照南則成功地避免了企業制度本身的弊端而使其正面效應得到充分發揮，表現出難得的企業家精神，這一點在以后若干年的有效經營管理中得到了證實。雖然當時有限責任企業制度已被引進，但近代許多企業家始終沒有從非正式制度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表現出強調血緣和家族關系的宗族觀在他們頭腦中根深蒂固，因而經營理念在宏觀上體現為中央集權式控制，在微觀上表現為對經濟個體的家長式管理。這種狀況，還與當時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契約信譽保證的缺失有關。

新成立的廣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下稱南洋公司或南洋）總經理由簡照南擔任，簡玉階任副經理，地址在香港灣仔道199號。

位于鵝頸橋的南洋公司香港制造廠

二、大打國貨之牌

民族資本在同外來資本的斗爭中，民族企業家手中始終握有一張牌，那就是國貨牌。不過，國貨運動史是長期而曲折的，民族企業家運用國貨牌也并不都是得心應手的。南洋公司在重組后的最初兩年（即辛亥革命前），在同外資的競爭中以國貨為號召的手段受到限制，業務上并無起色。簡玉階后來回憶說：“南洋復業之后，開始時營業仍不見佳，宣統二年（1910年）仍復虧折巨萬，勢不可支。”

中國國貨運動的發軔至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爆發的收回利權和抵制美貨運動，而學界多注重國貨運動的積極成果，認為這一運動有助于中國近代化進程。就中國煙草業而言，由于市場大量洋煙充斥和一個強大的國際化煙草公司的存在，倡導國貨的主張更容易為商界及政界所看好，國貨運動對中國近代民族卷煙工業的產生和發展起過直接的推動作用。辛亥革命后，廣大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中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觀念大大增強，維護國貨、倡用國貨的口號開始響徹中華大地，國貨運動以一瀉千里之勢向前奔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迅速壯大，開始真正登上歷史舞臺。

在極端惡劣的社會環境下，南洋公司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同許多中小民族企業一樣，猶如行駛于茫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卷煙工業是一個新生的行業，不少企業在同風浪搏斗中來了又去，也有一些企業并不因為資本薄弱而任人宰割，而是不斷探索和頑強求生，南洋公司無疑是他們中的佼佼者，并且在這一大背景下獲得重新起步和發展的機會。受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尤其在東南亞大量華人集居的地區，簡氏以同革命黨保持的良好關系并向孫中山等捐獻大量現金給人們留下良好印象，購買國貨產品更成為華僑表達支持辛亥革命熱情的一種方式。

那個時代，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是推動民族工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反過來，民族企業家利用國人的愛國情緒，大打“國貨”這張牌。“中國人要用中國貨！”，這是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國貨運動中一個響亮的口號，也是國貨運動倡導者的目標。國貨運動通過灌輸中國是有著自己“國貨”的民族國家這一觀念，尋求把消費與民眾的愛國熱情聯系起來，以利國貨產品的市場開拓。南洋公司成功地貫徹這一理念，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以致“打國貨牌”逐漸成為企業的一項基本策略。

這一策略，也往往為弱勢者所運用。由于中國國力極度衰弱，國人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包括煙草業在內的許多民族工商業者都以國貨為號召，并得到廣大民眾及愛國人士支持，這或許是他們在與具有無比特權的外資企業競爭中求得生存的一種正確選擇。因為那個年代不平等條約猶如中國人民和政府頭上揮之不去的魔影，外國資本憑借列強勢力以及種種特權，政治上受到庇護，經濟上享受著比民族企業納稅低的政策優惠，使民族資本企業在與其競爭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國貨這張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構建消費者對中華民族國家的認同。1915年以前，英美煙草公司在東南亞尚未形成完整的從煙葉生產到市場銷售的控制系統，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靠打國貨牌，成功地開拓東南亞市場，使自己的產品在這一帶尤其是華人聚集區同英美公司的競爭中略占上風，這為南洋的創業和以后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當南洋的產品從香港向內地進軍之際，為其鳴鑼開道的也是國貨宣傳。這期間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是發生于1915年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當時的中國市場，許多日本產品已開始取代英國等國產品逐漸占有優勢，有的品種銷售量甚至超過了傳統的中國貨，而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則成為引發這一事件的直接誘因。雖然越到后來國貨的概念越顯模糊并且有時成為某些團體為自身利益而操弄的工具，但國貨運動（尤其是早期的國貨運動）更多的是與愛國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在北洋煙草公司之后，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成為煙草業中高舉反帝斗爭大旗的旗手。

由于依托南洋各地華人華僑空前高漲的愛國熱情，南洋公司倡導國貨的號召在那里得到積極響應，在與英美煙草公司的競爭中取得成功，“雙喜”、“飛艇”等牌號走俏，業務蒸蒸日上，從而迎來了南洋發展的第一個春天。在這期間，南洋公司的市場在東南亞地區不斷加強，如1912年在香港本埠銷售量占18%，泰國占7%，有75%銷往新加坡后轉口到馬來亞、老撾、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其中爪哇一地月銷售量一度達到5000萬支，新加坡、庇能、壩羅、吉隆四埠月銷售量在3000萬支左右。

1912年，南洋獲利5.2萬元，1913年獲利11.7萬元，1914年利潤增加到17.5萬元。稍后，簡氏兄弟在佛山購置房產，開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竹嘴廠。位于佛山鄲城區的簡照南別墅是南洋第一個上升時期留下的遺產，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最初由李氏于光緒年間建造，后轉手于陳氏，民國初年由簡氏買下。20世紀80年代末，簡氏將落實政策后歸還的別墅產權贈還李氏，故稱為簡照南別墅，為佛山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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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佛山禪城區臣總里的簡氏別墅，一處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民國初年南洋公司業務如日中天時購置此宅，現已成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國貨運動又往往與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從而為政府所利用，為企業家們所利用。民族主義的復雜性與抵貨運動的正面意義和負面意義是交織在一起的，而南洋公司與日本貨的恩怨情結又十分微妙，包括使用日本的原料、技術、設備、技師以及技工等，這不僅會給競爭對手留下向自己開火的口實，還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果然，這種能影響國人購買意向的民族情緒也為英美公司所利用：正當南洋公司的產品在東南亞一帶熱銷時，竟招來競爭對手的一次猛烈攻擊；當時，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剛剛成立，抵制日貨運動進入高潮，有人以簡照南曾加入日本國籍問題大做文章，在《國民日報》上公開指責南洋公司的資本為“日資”，其產品為“日貨”，這種攻擊活動尤其在新加坡等地一度甚囂塵上。據南洋公司叻局（新加坡）調查人員梁少康1915年5月26日向香港公司的報告，竟有一“陰毒公司”五、六人每天在煙攤前假買煙為名，指責南洋的“雙喜”等牌號為“日貨”（這一情況在第九章還會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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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香港制造廠的收煙檢驗處

為了澄清事實，平息謠言，簡照南邀請香港華商總商會派員到位于灣仔道鵝頸橋的香港制造廠調查，該商會（司理葉蘭泉）1915年6月的調查報告稱：

外間所傳該公司系與外人合資及用外人為技師之說，弟經查閱其生意合同及數部，殊屬不然。不特該公司系完全華人所設，并只其簡氏兄弟三人合資自辦而已。至其全場制造，無一而非出自華人之手。所有技師、機師均屬華人充當，此實我華人公司工廠之特色也。且其有益于港地華人窮苦婦女不少，因其藏有女工八百余人，初入者每日可得工銀一毫零至二毫，中等者每日可得工銀三至四毫，上手者每日可得工銀五至六毫，若是則港地華人婦女受益不淺矣①。

三、到北洋政府注冊

簡氏兄弟意識到，南洋公司僅僅在香港注冊是不夠的；要背靠祖國，高舉國貨大旗，還必須得到國家和國人的認同。于是，南洋在逐步由香港向內地擴張的同時，申請在北洋政府登記，以成為一家名副其實的中國企業。

1915年，南洋擁有卷煙機24臺和大約900名職工，年生產能力達到9.3億支，為1912年的4倍。那時，各地商會組織應運而生（雖然其中不乏由舊式幫會、公所蛻變者），為保商、振商及促進資本主義企業發展發揮著不可小視的作用，而南洋融入行業組織中是理所當然的事。這年，中華國貨維持會在上海成立，各地紛紛成立類似的組織。南洋公司欲適時向上海方面開拓市場，首先與中華國貨維持會取得聯系，加入該會，以爭取支持。這種國貨組織，雖不可避免地帶上一些狹隘和自我封閉的色彩，但可稱得上中國近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之一，表現出中華民族團結奮進的凝聚精神，是外國侵華勢力深感畏懼的無形屏障。南洋公司雖然總部和制造廠都在香港，但其市場明顯地逐漸向內地轉移和延伸，與英美公司不可避免地發生沖突，這就要求必須融入國貨組織，以尋求行業甚至政府的保護與支持。這年9月，該維持會事務所致函南洋公司稱：“承貴公司熱心公益，加入敝會，共扶進行，無任歡迎之至。”

同年，南洋公司增加資本為100萬元（以利潤轉化），于7月向北洋政府申請注冊。其呈文稱：

南洋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照南，年四十五歲……今歲再增加五十萬元，合成一百萬元，力策進行，務求國貨之精良，備竭棉力以扯柱（挹注）。現計敝工場男女工人一千一百余人，日出各煙有六百萬枝。各牌分有“飛艇”、“飛馬”、“雙喜”、“三喜”、“四喜”、“地球”、“喜鵲”、“發財”、“獅球”、“三夫人”、“自由鐘”等名，凡十一種。去年貿易總額達二百萬元。竊查吾國煙廠完全由國人自辦者，現當以敝工場規模為巨……伏乞批示，準予立案，并通咨各省一律保護商標，實紉厚德②。

辦理此事的王世仁在北京很活躍，借申請注冊之機，拉攏同鄉京官和農商部的秘書科長許之衡，對批文盡可能美言并寫得長一些，以借資宣傳。同時，簡照南指示，“部批”一到即發各報館，以備刊登。果然，農商部在批準注冊時加了一段很長的批語，《天津商報》等予以刊登：

據簡照南秉稱，先后出資一百萬元，在香港創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已于廣州、暹羅等處各立分店。現擬擴充營業，在津、滬二處設立分廠。繕具商標式樣暨各煙牌號，請準予立案保護等情，均悉。查外洋煙草，近來輸入甚巨，為吾國一大漏卮。該商獨立創設此項公司，借謀補救，毅力宏愿，深堪嘉許。所制各品，均尚精美，請予立案之處，自應照準。至商標一項，本部現正籌辦；所呈式樣，暫準備案，俟將來該項條例頒布后，再行照章核奪。合行批示遵照③。

上述批語，是王世仁為宣傳南洋的成功之作。所謂擬議在“津、滬二處設立分廠”，確有其事，只是天津設廠的計劃始終未付諸實施。

事實上，天津的國貨卷煙市場比上海堅挺。根據1915年7月王世仁向簡照南的報告，南洋公司每月在天津銷售“飛艇”達到600箱（5萬支/箱），“雙喜”達100余箱；而英美公司的“派律”為100多箱，“三炮臺”約50箱。這種形勢與國人反對“二十一條”而形成的抵制日貨運動有關（此類民族運動，凡外貨都會受到沖擊）。王世仁的報告稱：

北方抵制極堅。此處日租界各店靜若無人，而每日均有箱車裝滿國貨，沿途搖鈴，大呼“中國人要用中國貨”及種種悲慘之語（我煙也在箱內，可喜！——原注），聞之不覺悚然！此處比上海堅持百倍，機會真不可多得。弟敢發一大言，我貨能來北方，二千箱一月，無不銷也④。

南洋在京津地區有了一個很好的開頭，雖沒有形成市場優勢，卻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了英美公司在北方的核心之地，以致不久建立了北京分公司，其辦公地在北京南城萬明路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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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雙喜”牌商標

【注釋】

①②③④⑦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合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頁80、7-8、8、32-33、91、70、30。

⑤高家龍《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商務印書館海外漢學書系，2001年中文版。

⑥⑧⑩上海檔案館檔案U181-1-27。

?1918年3月14日《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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