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網易報道　　《科學新聞》5月16日報道：“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煙草專賣局以政府名義出臺的政策，并揭穿和制止他們的所作所為，中國的控煙就不能成功。”　

　　“你們要控煙？我告訴你們，你們這是在賣國，你們是公務員，工資的十分之一都是拿的我們的錢！”國家煙草專賣局一位官員神情極為跋扈，指著衛生部官員大罵。

　　這是曾經發生在《世界衛生組織控煙框架公約》（下文簡稱《控煙公約》）中國談判團內極不和諧的一幕。代表煙草行業的國家煙草專賣局與作為控煙主體的衛生部經常吵來吵去，在履約談判團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這或許可以視為中國控煙困局的最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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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蘭花獎”到“臟煙灰缸獎”

　　2008年國際控煙大會上，中國被諸多國際NGO代表授予“臟煙灰缸獎”，頒獎詞是“寧要漂亮煙盒，不要公民健康”。

　　中國控煙不力的國際形象跌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谷。

　　然而，此前中國政府在控煙上有過的一段積極作為，曾經讓許多國際組織感到耳目一新。

　　國家控煙辦主任楊功煥清楚記得，在2000年《控煙公約》首次工作文本的準備會上，參與談判的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代表“表現得很不好”。他們沒什么策略，一聽到　“遏制煙草極具破壞的影響”　的措辭，便覺得“這個話太重了不能說”，當文本中提及“卷煙有毒有害”，立刻對“有毒”的字眼表示反對。于是，隨時要求發言的中國談判團成員，讓當時的世衛組織感到中國作為卷煙生產消費大國，可能并不會積極控煙。

　　此次工作會結束后，談判團成員外交部主筆的報告連同煙草專賣局的表現，一并上報國務院。

　　此后不久，楊功煥等參加世衛組織控煙公約談判的專家撰寫了一篇報告給國務院和相關部委。報告預測，即使吸煙率下降，但由于1996年起中國吸煙人口數量上升，就算是履行國際控煙協議，煙草的總消費量還會略微上升。

　　“為什么中國政府批準《控煙公約》，其實這個報告是起了作用的。”楊功煥告訴《科學新聞》。

　　在后來國務院給談判團的指示中，明確了三點意見。親歷此事的楊功煥說，國務院的態度是明確的，一是要求積極促成參加世衛組織的《框架公約》；二是不要對個別詞語吹毛求疵；第三點涉及臺灣地區的表述問題。“第二點其實是有所指的，批評了煙草專賣總局在國際談判中的表現”，楊功煥透露。

　　后來的幾次談判，中國曾經因積極表現而得過談判會場外NGO組織頒發的“蘭花獎”。

　　楊功煥記得其中的一次。談判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副司長熊必琳在大會上談中國控煙的總體精神是限制發展健康危害產業的，但是控煙需要一個過程，煙草行業是夕陽行業，有30年的時間實現逐步轉型。同時他也介紹了國家通過專賣法控制小商小販售煙，關停、規范管理小煙草企業，成功禁止自動售煙機等努力，得到了會場內外的肯定。

　　2006年，占世界煙草消費市場1/3的中國最終加入了《控煙公約》，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稱贊。楊功煥此前在世衛組織的一位同事非常驚訝，追著問她，中國的內部到底發生了什么，怎么有這么大的轉變？

　　但是發改委主導國家控煙履約小組的時間并不長，很快到了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煙草業迎來了轉機。工信部取代國家發改委成為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主管單位，“控煙履約領導小組”隨之變更，工信部成為組長單位，成員包括衛生部等8個部委。

　　“發改委是‘履約領導小組’組長單位時，是能夠把握住方向的。國家控煙的態度還是明確的、強硬的。”楊功煥告訴《科學新聞》。

　　熊必琳在率團參加國際談判前，必準備一大沓厚厚的對案，并提前征求各部委意見，談判期間代表團經常開會討論。每年參加國際談判前，國家煙草專賣局都要送行。楊功煥至今仍記得，熊必琳對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姜成康說，“老姜，不管你請不請我們吃飯，我都要說，你這個（煙草）行業是夕陽行業。”

　　多次代表中國政府參與世衛組織控煙公約談判的楊功煥很快就對這次轉換感到極不適應：工信部接手后，中國代表團參加國際談判之前既不準備談判對案，也不討論，整個過程非常隨意。

　　2008年的德班國際控煙大會上發生了令人震驚的場面，一位中國團員上臺發言，說中國的煙盒包裝有名山大川，有美麗風景，如果放上這些煙害警示圖片，會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會場當下一片噓聲，喝起了倒彩。國際控煙聯盟當即給中國發了“臟煙灰缸獎”，國外專家評論，中國是“寧要漂亮煙盒，不要公民健康”。

　　2012年3月，世界煙草和健康大會在新加坡召開，得知中國控煙和煙草業發展均歸屬工信部管理，與會代表發出了一片驚訝聲。

　　由于“控煙不力”，工信部成為眾矢之的。面對指責，工信部部長苗圩　“承認這個現實，控煙工作難度的確很大”。事實上，工信部所謂的難度大不是沒有理由，其網站上的領導介紹一欄，“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姜成康也是工信部黨組成員”。

　　“管理煙草生產的部門承擔煙草控制的職能，這是我國控煙最大的障礙之一。”楊功煥十分憂慮，“當務之急是改換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履約機制，工信部不能做組長單位，把國家煙草專賣局從履約小組中請出去，這樣我國的控煙執行力才能有所體現，不然中國控煙就完了。”

　　這樣的擔心并非毫無理由。2008年之后，中國控煙履約形勢不容樂觀。

　　按照規定，《控煙公約》對我國生效3年后，所有卷煙制品的包裝上，要有不低于面積30%、并且可輪換的健康警語；5年后，要杜絕所有的煙草廣告。

　　然而，迄今中國卷煙包裝上警語根本未達到主要可見面積的30%，　也未輪換使用，煙草公司仍然是廣告市場上的大客戶，只不過更為隱晦。

　　2011年1月6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清華大學發布《控煙與中國未來——中外專家中國煙草使用與煙草控制聯合評估報告》，報告顯示，在百分制的評估中，中國履約績效評分為34.7分；主要的控煙措施均位列100多個公約締約國的末尾。

　　不僅全民吸煙率沒有下降，中國吸煙導致的死亡率比例已經由2000年的12%躍升至16%，每年120萬的死亡人數，已超過艾滋病、結核病、交通事故的總和。

　　另一種被詬病的做法是，中國煙草企業只向煙草專賣局披露煙草制品成分。

　　然而，據《控煙公約》第10條規定，煙草制品的成分，第一步是要做到向政府披露，向公眾披露。事實上，《控煙公約》絕大部分締約國都做到了這一點。

　　煙草業的科技牌

　　在國內聲名赫赫的中華煙，如果出口到國外，煙盒就要被印上諸如惡心等警示語、腐爛的嘴唇等警示圖片。

　　因此，當中國籌備參與世衛組織控煙公約工作文本討論時，煙草行業感到危機已經到來。

　　2000年后，國家煙草專賣局就如何應對《控煙公約》，專門出版了《WHO對案及對中國煙草影響對策研究》，針對其中的每一條款，提出了應對策略，阻撓煙草控制。

　　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中國正式加入《控煙公約》已經過去6年，國家層面的控煙履約規劃卻遲遲沒有出臺。2012年兩會上，面對質疑，工信部部長苗圩回應“正在制定中”。

　　楊功煥深入調研發現，中國煙草業界之所以不受《控煙公約》的約束，就因為它既是煙草企業，又是政府部門，政企合一，利用和濫用國家公權力。

　　中國煙草業界把違反《控煙公約》的“降焦減害”策略作為國家煙草控制的策略和履行《控煙公約》取得的成績，極大損害了公眾的健康權。

　　“假如我們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煙草專賣局以政府名義出臺的政策，實質是反控煙的策略，并揭穿和制止他們的所作所為，中國的控煙就不能成功。”她說。

　　2000年以來的歷次全國煙草工作會議工作報告中“積極推進卷煙‘減害降焦’，努力提高技術創新水平；認真總結推廣試點單位經驗，全面推進工商協同營銷”等字句俯拾即得。

　　這種打科技牌的策略，和幾十年前西方煙草業如出一轍。只是國際上已經不允許用“低焦油”、“淡味”等進行虛假宣傳。

　　而在中國，煙草業正在圍繞發展“高香氣、低焦油、低危害”的中草藥卷煙，形成了政府制定“降焦減害”戰略，組織進行“降焦減害”科學研究。

　　國家煙草專賣局投入高額資金用于“降焦減害”研究，每年遞增。2009年用于煙草科學技術研究的投入達到30多億元，集中在“中草藥添加”、“低焦油生產”等技術。

　　正因大量的經費投入，產出也頗豐。過去10年，煙草業獲得7項國家科技成果獎項，其中3項是謝劍平領銜的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中國中草藥卷煙、低焦油卷煙雖未獲得“減害”證據，但　“降焦”、“減害”早已躍然煙盒之上。

　　失效的杠桿

　　中國工程院院士聞玉梅一直對控煙十分積極。就在參與署名的抵制“煙獎”院士公開信發出不久后，她接待了一位澳大利亞教授的來訪并和對方聊到煙的話題。

　　這位澳大利亞教授坦陳“十年前也抽煙的，但是后來就不抽了”。聞玉梅便追問原因。對方答道“抽不起了！”他介紹說，澳大利亞為了控煙，提升了煙草稅利以抬高煙草價格。

　　現在澳大利亞的煙草價格約在90元人民幣一包。這樣的價格讓許多人放棄了抽煙。

　　聞玉梅告訴《科學新聞》，在她看來，抬高煙草稅價以減少消費量不失為中國控煙的一種選擇。

　　目前，利用煙草稅進行控煙已被國際上公認為是最有效的控煙手段。衛生部部長陳竺指出：國際經驗顯示，運用價格和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