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國慈善聯合會、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會、中華環保聯合會、中華慈善總會、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中國癌癥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共同發起“社會組織參與控煙行動倡議書”，呼吁社會組織帶頭宣傳和遵守《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主動助力健康中國2030戰略控煙專項行動，以保護公眾健康權利為首要職責，自覺抵制煙草捐贈。

中國慈善聯合會常務副秘書長劉佑平說，煙草捐贈雖然短時間內能夠為慈善組織和項目帶來資金，但長期看來，若不懂區分與拒絕，接納煙草的捐贈贊助與宣傳，慈善會變成煙草的“遮羞布”。

對于煙草企業應不應該贊助慈善事業，長期以來都備受爭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第四十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贈違反法律規定宣傳煙草制品，不得利用慈善捐贈以任何方式宣傳法律禁止宣傳的產品和事項。

由此可見，從法律上來講，慈善法并未禁止煙草業的慈善捐贈或贊助，只是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贈，以任何方式宣傳煙草制品及其生產者、銷售者以及法律法規禁止宣傳的其他產品和事項。

因此，對煙草企業開展捐助慈善事業，向來有兩種觀點影響力較大——

一是捐助可以有，回報不能給。讓煙草公益純凈化，嚴守不宣傳品牌產品的底線，即你可以做，但只能這么做。誠然，煙草仍然是合法的行業，所以“打壓”要在法律框架內進行。這是一個漫長過程，但并不是一個等待的過程，控煙任重道遠，但因此對煙草公益進行有罪推定也確有不妥。只要監管者能夠切實履行自己的責任，對煙草企業進行的慈善捐助工作保持足夠的警惕，將所有行為限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內，簡單來說，就是“捐助可以有，回報不能給”。

二是慈善事業是純凈的事業，“過程不好的錢”不應該要。煙草商的確不差錢，但“拒絕不好的錢”是一個國際慈善慣例，不僅是慈善發達國家的經驗所得，更在于宣揚一種普適性的慈善價值觀：慈善的發展不僅要用錢來堆，也要依靠善行本身的推動。接受煙草企業的捐款，就是對煙企“作惡”的默許。

從根本上來講，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的規定還是《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對煙草慈善進行的限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防止煙草企業通過開展或捐助慈善事業來進行潛在的營銷行為，正如有些專家對此提出的疑問：若有煙草企業愿意無任何目的給予慈善捐贈，那么，真的有必要拒絕嗎？

慈善組織的初衷無疑是好的，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煙草是一個合法的產業，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中，煙草都是重要產業之一，它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和煙草產生的危害之間的關系平衡，一直是個涉及民生的選題。如果說煙草企業是一個“壞人”，那煙草企業進行慈善捐贈就是在“做好事”。禁止煙草企業搞慈善，本質上就是不準壞人做好事。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命題。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要讓全社會的人都不抽煙不現實，也就是說卷煙企業不可能消亡。在壞人無法消除的情況下，人們為什么還不允許壞人去多做一點好事呢？

何況，中國煙草企業都是國有企業，中國實行煙草專賣制度，煙草專賣，是國家專賣。特殊行業沒有特殊利益，其根植于國家，其果歸于國家。近年來，中國煙草行業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擔當，將脫貧攻堅的重任扛在肩上，截至2020年10月，煙草行業1000多家法人單位均有專門負責扶貧工作的部門或工作人員，全行業共派駐扶貧干部27195人，其中第一書記851人，駐村工作隊2132人，結對幫扶干部24212人，共幫扶30個貧困縣、2225個貧困村、15.08萬戶貧困戶、49.26萬貧困人口脫貧致富。2016年至2020年，國家煙草專賣局及下屬單位共向定點扶貧地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革命老區、邊疆地區以及經濟落后地區安排扶貧捐贈預算資金82.59億元左右，其中局機關本級直接投入16.36億元，為貧困地區的脫貧摘帽做出了巨大貢獻。

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國煙草企業的捐贈多半屬于公益捐贈，包括扶危助困、救災、助學等，都是不求任何回報的實實在在的慈善。

煙草行業如何回報社會，確實是值得研究的課題，有觀點認為，煙草公司是在工商登記的正規企業，其經營也是合法的，將煙草拒絕在公益的大門之外，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應該保持的態度是——合理的取舍，既要堅決杜絕煙草企業利用慈善進行自我宣傳，也要尊重煙草企業默默做慈善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