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均價16元一包的香煙，到2030年要漲到一包59元，漲幅高達269%，這是什么概念？

近日，在全國控煙學術研討會上，對外經貿大學教授鄭榕提出，我國要想達到2030年控煙目標，除了常規監管，還需要考慮價格措施，對煙草產業提稅漲價，預計2030年卷煙平均價格要達到每包59元。

控煙是世界趨勢。2016年，我國明確了控煙具體目標：到2030年將成人吸煙率降低到20%。然而2020年數據顯示，我國成人吸煙率為26.6%，吸煙人數超過3億，占全球煙民數量的23%，依舊是全球第一大香煙消費國。

那么，提稅漲價后，吸煙的人就一定會變少嗎？控煙難題就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嗎？

提稅漲價

我國控煙形勢持續嚴峻，吸煙率居高不下。專家建模研究后發現，在現有水平下如果不加碼各項控煙措施，那么2030年將成人吸煙率降至20%的目標將難以實現。

12月5日，在全國控煙學術研討會議上，當談到如何實現控煙目標時，對外經貿大學教授鄭榕表示，假定非價格措施在當前水平上有序推進落實，各項措施基本達到世衛組織要求的中等以上水平，要達到2030年的目標，則2030年卷煙平均價格要達到每包59元，比2020年增加43元，其中煙草稅為每包48元，比2020年每包增加40元，2030年煙草稅占零售價格的比重為82%，比2020年增加29個百分點。

很快，上述觀點沖上微博熱搜，引發網友熱議甚至不解。對此，鄭榕表示，如果完全依賴非價格措施，難以完成2030年的控煙目標。

根據鄭榕的研究測算，在現有水平下如果不加碼各項控煙措施，到2030年預計吸煙率將從2018年的26.60%增長至27.64%；即便按照世衛組織的標準，將非價格控煙措施百分百全面做到位，成人吸煙率預計也只能降至22.15%，距離20%的目標仍有差距。

最新數據顯示，我國是世界上第一煙草生產和消費大國，成人吸煙率為26.6%，吸煙人數超過3億，占全球煙民數量的23%。近年來，隨著國人對于吸煙危害認識的不斷加深，控煙已成大勢所趨。

2005年，我國就開始履行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并要求所有的室內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全面無煙。目前，“公共場所禁煙”也已納入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和“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然而多年來，我國控煙效果卻不容樂觀。

WHO駐華代表處無煙草行動技術官員孫佳妮表示，2007-2019年，全球平均成人吸煙率從22.7%降到了17.5%，但中國的吸煙率卻下降緩慢。

根據《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2020》所公布的數據，中國15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率從1984年的33.9%下降到了2018年的26.6%。34年間，吸煙率下降了7.3個百分點，與2030年將成人吸煙率降至20%的目標還差6.6個百分點，而時間只剩9年。

從卷煙銷量看，全球幾乎都在下降，相反中國卻在上升。據公開數據，2020年全球（除中國外）卷煙銷量出現較大降幅，銷量為5528萬箱，同比下降5.2%。而中國的卷煙銷量只有2015年出現小幅下降，自2016年起則呈現逐年上升。

從產量上看，2015-2018年我國卷煙產量有所下降，而自2019年開始回升，到2020年全國產量達到23863.7億支，同比增長0.9%。2021年1-4月累計產量9482.2億支，同比增長2.7%。

控煙難

為何我國控煙這么難？

北京控煙協會會長張建樞表示，在我國，雖然嚴格控煙已經部分落到了“紙面”，但要真正落到“嘴邊”、落實到監管層面，依然任重道遠。

在他看來，目前立法和執法還存在不少問題：部分城市控煙法規存在空白缺陷，相關執法部門也存在職責不清、人員不足、標準不一等。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正式實施控煙條例。這部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雖然聽起來頗有震懾力，但在執法時依舊遭遇頗多尷尬。

2017年12月12日，一位微博用戶爆料了自己在北京市海淀區某餐廳吃飯時，舉報餐廳客人抽煙的經歷：

當事人先是撥打了12320官方舉報熱線，電話語音說已經下班，請撥打北京市疾控中心；打到疾控中心卻被告知不管這事，又讓打到餐廳所在區的環境局；因為不知道環境局電話，又撥打了114轉接到環境局，但環境局表示，他們也管不了，建議撥打12320。

控煙之難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相比我國超過3億的煙民數量，現有的執法群體顯得十分單薄。

據新京報2019年報道，朝陽區衛監所一年接到的投訴不少于5000條，但所內的衛生監督員不到一百人，且都屬于兼職，值班人員難以做到及時應對各類突發事件。

一位身處一線的監管人員表示，很多時候工作人員僅有管理權勸阻，卻沒有執法權處罰，因此一些部門控煙積極性不高，甚至“睜只眼閉只眼”。而且監管層面處于“九龍治水”狀態，比如公共場合是按照類型分給各個委辦局管理，寫字樓屬于房管局，網吧、歌廳屬于文化委，餐飲屬于市場監督管理局。

更有甚者，一些公共場所，尤其是娛樂場所和休閑服務場所，出于經濟利益考慮，縱容場所內的吸煙行為。

此外，中國控煙協會公益法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李恩澤也曾指出，目前全國尚未出臺統一的控煙法律法規，出臺控煙法規的地方執法尺度不一。立法亟須統一，執法尺度才能達到一致，控煙力度才可能切實得到推進。

張建樞還補充道，我國政企合一的煙草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控煙的難度。

系統工程

那么，提稅漲價就能解決控煙難題嗎？

在眾多控煙舉措中，通過煙草價格及稅收調整，提高煙草商的經營成本和煙民的購買成本是目前國際上呼聲較高的一種。根據世衛組織的估算，在中低收入國家，煙草制品價格提高10%，可使煙草使用減少5%。

張建樞指出，2015年煙草提稅漲價的實踐證明稅收與價格措施在中國同樣有效，是一項既能減少煙草消費又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的“雙贏”措施，對于低收入的煙民和青少年來說有更明顯的遏制煙草消費的效果。目前我國卷煙稅占零售價格比重為56%，距離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75%還有較大差距。

2015年5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于調整卷煙消費稅的通知》，將“卷煙批發環節從價稅稅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從量稅”。鄭榕表示，這一政策確有成效，當年就出現了一個小的卷煙產量和銷售額的下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卷煙產銷量此后又呈現出穩定增長。對此，鄭榕指出，煙草稅不能只考慮卷煙的漲價，還要考慮通貨膨脹和居民收入增加等因素的影響，實際上中國居民卷煙購買力在增加。

不過對于提稅漲價的效果，煙草系統則是另一種看法。

國家煙草專賣局曾有研究人士對媒體表示，由于煙草能使消費者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需求價格彈性較低，提高稅收對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效應通常大于控制煙草消費的效應。“有一些國家提高煙草稅后，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還誘發了嚴重的煙草走私、加重了低收入群體的經濟負擔，促使他們更多地選擇檔次更低的煙草產品，甚至質量更差、危害更高的假冒偽劣煙草產品。”

事實上，鄭榕也表示，要達到2030年20%成人吸煙率目標，既不能完全依賴非價格措施，也不能完全依賴稅收與價格措施，只有立即采取全面的綜合控煙措施，才有可能達到。

張建樞也認為，要達到更好的控煙效果，就要對煙草標本兼治、多措并舉。比如需要盡快實現國家控煙立法，實現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嚴禁青少年吸煙，加大對向未成年人兜售卷煙的違法行為打擊力度等。

此外，還應當將戒煙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不斷提高戒煙服務的可得性和易得性，比如普及戒煙門診，將戒煙藥物和戒煙咨詢等干預服務列入國家醫療保險報銷目錄，并制定合理的報銷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