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國內的控煙聲浪主要集中在戒煙領域和提高煙草稅的呼吁方面。

近期，醫學期刊《柳葉刀·區域健康-西太區》在線發表了由中日友好醫院、世界衛生組織戒煙與呼吸疾病預防合作中心、國家呼吸醫學中心、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呼吸病學研究院王辰院士、肖丹教授團隊完成的《中國現實世界戒煙診治現狀：基于前瞻性、多中心中國戒煙隊列研究(CNTCCS)》。

以我國臨床戒煙現狀和亟待解決的問題為導向，王辰院士、肖丹教授牽頭開展了“中國戒煙隊列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臨床戒煙體系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特別是近8成的戒煙門診患者患有煙草依賴，而患有煙草依賴的吸煙者，憑借自身戒煙成功的可能性較低。為此，王辰院士強調：“應該將煙草依賴作為重大慢病進行管理，特別是納入臨床常規診治工作，并完善相關制度”。肖丹教授呼吁“戒煙藥物可顯著提高戒煙成功率，應提高我國戒煙藥物的可及性與可負擔性，并將戒煙與煙草依賴治療納入醫保范圍”。

盡管我國在2009年和2015年兩次提高了卷煙消費稅，但控煙人士仍然認為距世衛組織建議的75%的標準相比稅率仍偏低。

有學者建議，我國煙草稅制需要進一步改革與完善，包括：消費稅制結構由以從價稅為率改為以從量稅為主，從價稅由兩檔差別稅率改為單一稅率；持續大幅提高卷煙消費稅，以確保卷煙支付能力不提高為原則；煙草制品消費稅應全部歸中央，以切斷地方政府對煙草控制的干擾。此外，卷煙銷量作為評估煙草控制的最主要指標，應向社會公開。

國際方面，越來越多的反煙組織或個人呼吁世衛組織（WHO）對煙草控制問題采取從嚴立場。但也逐步有國家和政府認識到，極端的控煙政策正在對國家的經濟產生影響。

近幾年，各國政府都頒布了嚴苛的控煙法律法規，但活躍的反煙草力量仍然覺得不夠，他們甚至想從地球上徹底根除煙草，也不愿意承認煙草確實另有其用途的事實，甚至不愿意讓人們自主決定該不該吸煙、吸多少煙、吸什么口味的煙。

澳大利亞高壓的控煙政策不僅侵犯了消費者和制造商的權利，而且助長了走私煙和假煙。

印度也認為極端的控煙政策加劇了國家的經濟困境。印度有3億煙草使用者，占成年人的三分之一。煙草業支持著印度數百萬人的生計，并為印度的稅收和農民收入做出了重大貢獻。盡管政府和世衛組織等組織在控煙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但目前的政策并未有效減少印度的煙草消費，香煙和大麻的銷量都沒有減少。

像印度這種情況在其它中低收入國家也普遍存在，并給這些國家造成了貧窮的惡性循環。

日本、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都在接受公共衛生的替代品，并通過消費者的意識和采用實現了轉變。然而，由于認識有限、誤解和缺乏循證政策，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無煙方面面臨著更復雜的局面。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煙草行業可能會繼續受到過度監管，致其在繁瑣、短視的立法重壓下陷入困境，這也將導致政府每年損失數百億美元的關稅和稅收，而這些正是政府實施許多其他項目所依賴的。

世衛組織前主任羅伯特·比格爾霍爾（Robert Beaglehole）教授說，WHO“在煙草控制領域迷失了方向”。那么，正確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