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努爾哈赤1583年起兵到建都北京，中國半個多世紀是滿州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經濟關系、政治制度以至道德習俗等都帶有大變動時期的深刻烙印。清太愛新覺羅·皇太極正處在這一變化時代的后期。這期間，恰好煙草的傳播與發展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清太宗關于煙草的政策——從禁煙到解禁，是他整個經濟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反映了關外煙草和吸煙習俗發展的一個側面。

　　清太宗最初對煙草持否定態度，但禁律多局限于禁“小民”而不禁諸貝勒。王先謙《東華錄》載天聰九（1635年）清太宗與大臣關于禁煙的一段對話：

　　上謂貝勒薩哈廉曰：“聞有不遵煙禁猶自擅用者。”對曰：“臣父大貝勒曾言，所以禁眾不禁請貝勒者，或以我用煙故耳。若欲禁止用煙，當自臣等始。”上曰：“不然，諸貝勒雖用，小民豈可效之？民間食用諸物，聯何嘗加禁那！”又謂固山額真那木泰曰：“爾等請臣在衙門禁止人用煙，至家又私用之，以此推之，凡事俱不可信矣。聯所以禁止用煙者，成有窮乏之家，其仆從皆窮乏無衣，猶買煙自用，故禁之耳。不當禁而禁，汝等自當直諫，若以為當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私議禁約之非，是以臣謗君，以子謗父也。”

　　清太宗對煙草在邊廷貿易中采取了較為嚴肅的態度，尤其限制進口。朝鮮《李朝仁祖實錄》載謂：

　　戊寅(1618)年八月甲午，我國人潛以南靈草(即煙草)入送沈陽，為清將所覺，大肆詰責……轉入沈陽，沈人亦甚嗜之。而虜汗(指清太宗)，以為非土產，耗財貨，下令大禁。

　　禁止販運和銷售是禁煙的重要環節之一，滿文盛京刑部原檔(下稱《刑檔》）中有一起關于查處朝鮮人于崇德三年(1638)六月十二日運煙草到滿州發賣的案件，云：

　　二十二名朝鮮人來時，將一馬所馱之煙，處處發賣，另一馬空來。戶部參政昂金查出，系駐防東京鑲白旗哈囊阿當值，然哈囊阿因家里出痘未護送，由一撥什庫、五名甲士護送前來時，竟準其亂賣。遂移送法司拘審，因哈囊阿未來，亂賣是實。哈囊阿爾家中有事，應告吳爾噶納，令其代爾之班，竟使常人護送前來，以致亂賣。哈囊阿以規定之罪，護送六人各鞭五十。

　　吸煙雖不合法，但民間偷吸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然違禁吸煙應定何罪和如何發落似沒有明文規定。《刑檔》中有崇德三年十月唐貴氏受監禁中吸煙遭鞭撻一案：

　　初四日，正蘭旗唐貴將喀爾喀蒙古攜來后，未交付防守章京，經直還家，致使喀爾喀馬匹被人亂拿。兵部官奏入，上命將唐貴餓禁兩日。在因禁時，唐貴抽煙，被鑲紅旗佟什祿付法司拘之，審實。唐貴鞭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