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位于原南洋公司重慶制造廠舊址上的重慶卷煙廠 / 重慶卷煙廠? 供圖

1939年5月12日，黃昏中的山城重慶。殘陽西斜，暑熱翻滾。

“五三、五四”大轟炸驚魂未定，而棗子嵐埡（地名）上空又早早升起防空氣球——新一輪空襲來臨，27架日機呼嘯而至，一枚枚炸彈、燃燒彈，連續擊中江北、棗子嵐埡和南岸彈子石的雷打石街、大平街和碼頭河壩……

大地顫抖、濃煙烈焰中，一個壞消息傳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重慶制造廠（以下簡稱“重慶廠”）被炸……

篳路藍縷遷山城

1905年，旅日華僑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在香港創辦了廣東南洋煙草公司。

取名“南洋”，表示將與天津的北洋煙草公司一道“一致對外、共挽利權”，壯大民族煙草工業，抵御洋煙的沖擊和蠶食。

抗戰爆發，南洋公司主要生產基地受到嚴重威脅。1937年“八·一三”事變中，南洋公司位于上海東熙華德路的上海總廠被日軍焚毀停工，生產重心隨即轉往漢口，業務中心也被迫遷往香港。

1938年6月，武漢會戰爆發，漢口分廠正常生產秩序已無法保證，該廠逐步將設備、原料等拆卸打包，并遴選部分優秀經營技術人員，一起西遷重慶，參加了被稱為“東方的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

當時，內遷的9萬噸工業設備和3萬多人員，一下子都聚集到了離重慶還有近600公里的宜昌。其中，有漢口分廠的人員，以及拆運的卷煙機、切絲機等設備和原料。

這次撤退幾經波折，歷經血與火、生與死考驗，一大批工廠、大量的機器通過長江水道轉運至重慶，使得當時中國的主要經濟實力得以保存，保住了民族工業的命脈。

漢口分廠各類設備、原料以及人員也抵達重慶，最終在彈子石雷打石11號扎根。南洋公司在重慶設立業務管理委員會，此時除香港廠外，公司業務重心完全遷移至重慶。

為盡快保障軍備和大后方民生，國民黨當局政府工礦調整處下達了“惟本處已頒布限期復工辦法，并由本處添派外勤工作人員，與各廠切實聯絡，催促進行”復工指令。

管委會遵令招募員工和臨時苦力，積極擴建工棚、安裝調試設備，盡力克服物資奇缺等各種困難，加緊廠區建設……經過近半年勞作，1939年3月18日，重慶廠終于開機投產。

隨著卷煙機設備轟隆隆的歡騰聲，一包包“金斧”“花王”等牌號卷煙正式下線供應市場。

愈炸愈強再重建

兩江交匯，浪奔浪涌。

因地處長江嘉陵江合流處突出位置，重慶廠成為5月12日敵機大轟炸投彈瞄準鏡下的顯著目標。

這一天，日機炸死炸傷重慶市民411人，剛剛復業的重慶廠損失慘重——廠區中彈燃燒，全部廠房焚毀，所有機械設備和大量原料及成品損毀。

“任你龜兒子兇，任你龜兒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龜兒子炸，任你龜兒子惡，格老子豁上命除脫！”在重慶軍民“愈炸愈強”的洶涌怒潮中，重慶廠上下奮力拼搏，積極重建。

然而，復產形勢卻異常嚴峻：

——機械設備的零件奇缺。卷煙機、切絲機等零配件在重慶本地無法購買到，只能派技術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戰場火線，輾轉到香港和上海采購。由于戰時交通運輸線經常遭到破壞，貨品采辦后途中轉運又堪比重歷“宜昌大撤退”，跨海涉水翻山越嶺，裝船卸車異常艱難。

——疏散的原料難以管理。為防備接下來的轟炸，管委會決定將殘余煙葉等原材料，撤離到離廠區25公里的郊區磨夾溝等安全地帶分散堆放，但因疏散得過于偏遠，搬運人手不夠，而且每一堆放點均要派人看護，運輸和管護等非常困難。

——卷包煙女工招募不易。因為防空管制，市區人口強制疏散，再加上廠房面積所限，工作日又不能提供三餐膳食和夜間住宿，與彈子石附近紗廠的工作生活條件無法相比，招聘女工缺乏吸引力，因此廠里時常處于缺員狀態。

——經營管理效率低下。因位于長江南岸彈子石，由于戰時條件所限，缺少電話聯系，與設在主城的管委會工作聯系或購買物資等，均需派人乘船過江，而各渡口人多船少十分擁擠，往返一趟最快也需要半日。

最麻煩的是因空襲預警采用“逐地通報”土辦法，敵機一起飛就沿途預警，重慶市區的防空警報往往提前數小時響起，一遇警報，工作一停就是半天，重建時斷時續。

…………

困難重重，但重慶廠并未被嚇倒，工友們同仇敵愾、眾志成城，頂著夏秋艷陽的毒辣炙烤，開山填埋彈坑、鑿山開洞隱蔽物資、鏟平廢墟重修廠房……終于經過5個月奮戰，廠里又響起機器轟鳴聲。

歷盡艱辛傳薪火

復產后的重慶廠，職員工人合計200余人，下設設備煙葉部、焙煙部、卷煙部、包裝部，重要設備包括制煙機10部、制盒機3部，以及各類安全設備和阻燃滅火機具等。

然而，由于南洋公司決策層對抗戰缺乏長遠認識，僅僅把重慶廠作為公司發展權宜之計，又因西遷運輸以及遭轟炸后重購等不易，幾乎所有設備都欠完善，再加上廠房狹促、人手不足，生產遭遇相當多困難。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重慶及大后方物資極為匱乏、物價飛漲，廠里生產用的木料、紙張輔料等采購更加困難。

為維持正常生產，重慶廠與長期供應紙料的中元造紙廠商定，采取向銀行貸款后借錢給紙廠的辦法，換取穩定廉價的卷煙紙張供應。同時，管委會自行開設各類商行收購走私輔料，壓低生產成本。

更揪心的是，連維持正常生產的煙葉也時斷時續，原料供應成了生產的最大難題。

為突破日軍封鎖，管委會從美國引進了“大金元”“黃金葉”等煙草良種，派出技術人員前往昆明附近的富民、澄江、宜良等縣，組織當地農民試種烤煙而大獲成功。

“自港滬淪陷，運輸困難后，本地煙廠，各采土產煙葉，或種美煙葉，加以改良試制”。此舉開創了中國卷煙生產企業投資煙葉生產、組織煙農種植的先河，并帶動了西南地區特別是云南的煙草種植業，對當地烤煙生產起到巨大促進作用。

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大后方軍民響亮喊出“加緊生產，支援前線”的口號。1939年，重慶廠生產的各種牌號合計月均205.6箱（250條/箱），到1940年時已達月均379.5箱，并在其后幾年一直維持每月300箱左右。

重慶廠生產的“金斧”“黃金龍”“雙喜”“花王”等牌號構成了高中低端完整產品矩陣，包裝上常印有“抗戰到底”“振興國貨”等標語，成為戰時民族工業品代表之一。卷煙產品除滿足重慶市場外，還供應包括西北在內的大后方市場，產銷規模擴大后又在四川簡陽設立了分廠。

機器聲日夜不息的重慶廠，不僅為山河破碎、紛亂流離的時代提供就業崗位，還增加了政府財稅收入，有力支撐了前線抗戰和后方穩定。

1942年元旦，遷川工廠聯合會組織101家工業企業在上清寺舉辦為期15天的遷川工廠出品展覽會，向世界展現中國的生產和持久抗戰能力，“參加者有鋼鐵、機械、紡織、化學、煙草、造紙、玻璃等”。“金斧”“花王”“黃金龍”等品牌與食品、紡織、制藥、造紙、火柴等各類商品一起，贏得市民交口贊譽。

在重慶廠帶動下，重慶地區的卷煙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到1947年底，全市共有大小煙廠127家，擁有大小卷煙設備172臺，年產卷煙13257箱。

新中國成立后，重慶市企業局于1952年將重慶廠、大漢、華福、大成、新國、南明等6家煙廠合并組成“重慶煙草公司”，下設華福為第一廠、大漢為第二廠、重慶廠為第三廠。

1956年3廠又全部并入重慶廠，將其作為重慶地區唯一卷煙生產企業。1968年，重慶廠正式更名為“國營重慶卷煙廠”，這就是今天重慶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重慶卷煙廠的前身。

時光荏苒，斗轉星移。

2024年7月，重慶市抗戰遺址博物館、盧作孚紀念館先后將重慶廠西遷起源歷史納入兩館館藏并公開展出，以此銘記那一段血與火淬煉的崢嶸歲月，見證民族煙草工業火種的不屈燎原。

薪火，在歲月流逝中，賡續傳承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