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國內煙草還是國外煙草，似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公眾討論甚至直接要求提高煙草稅。

這也難怪，因為提高煙草稅是全球廣泛認可的控煙手段之一，其基本原理是通過增加煙草制品的成本來減少消費需求，從而達到控制煙草銷售和降低吸煙率的目的。

中國在1994年確定征收煙草消費稅，1998年、2001年、2009、2015年分別進行過上調整，煙草消費稅政策不斷被完善。2015年5月10日起，卷煙批發環節從價稅稅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從量稅。但即便如此，在距離上一次調整煙草稅8年后的今天，一部分人認為此次提稅的效果正逐漸被“稀釋”。

因此，圍繞煙草稅的研究和討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學界一直在倡導包括提高煙草稅在內的一系列政策建議。

2023年10月30日，對外經貿大學鄭榕教授團隊發布《煙草消費稅改革暨煙草行業全產業鏈研究報告》。

該報告指出，提高煙草稅可以直接提高卷煙的售價，從而提高政府控煙的積極性，并最終降低吸煙率。中國的煙草稅占零售價格的比重在2020年為48.4%，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的75%水平，說明有進一步提稅的空間。

此外，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衛生經濟學榮休教授，美籍華人，原衛生部特聘外籍衛生經濟學家胡德偉也曾為中國的煙稅改革建言獻策。

他說，全球的經驗已證明，提高卷煙的稅賦能夠非常有效降低消費，“對中國而言，提高煙稅是減少吸煙率，增加政府收入，減少未來醫療費用的‘三贏’手段。”

他提到，美國加州通過提高煙草稅，吸煙率從22%降到現在的不足11%，成為全美國吸煙率倒數第二低的州。此外，墨西哥、菲律賓、俄羅斯等國家也都通過顯著增加煙草稅來有效降低吸煙率。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據也表明，提高煙草稅是減少煙草消費的有效措施，且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如果全球提高煙草稅使得價格提高50%，可能在未來50年內避免2720萬過早死亡的發生。

世衛組織也在其多份報告中強調了提高煙草稅作為控煙策略的重要性。例如，MPOWER策略中的“R(Raise)：提高煙草稅”是世衛組織推薦的關鍵措施之一。此外，對于電子煙和其他新型尼古丁傳送系統的監管，也建議采用類似于煙草稅的措施來控制其使用和銷售。

然而，并非所有情況下提高煙草稅都能達到預期的禁煙效果。

英國作為全球煙草稅較高的國家之一，其煙草稅高達82%，盡管這為政府帶來了大量財政收入，但并不意味著完全“戒煙”成功。煙草商有時會反對提高煙草稅，認為過高的稅率可能增加非法煙草貿易，這會對政府的治理能力構成挑戰。此外，非法煙草貿易的增加可能會削弱提高煙草稅的禁煙效果。

在希臘，盡管煙草稅同樣超過80%，但由于政府在打擊非法煙草方面力度不足，國民吸煙率仍然很高，達到37%。這說明除了提高煙草稅外，還需要政府在執法和監管上的配合，否則難以實現預期的控煙效果。

有觀點認為，即使大幅度提高煙草稅，對于已經吸煙成癮的人群來說，可能會選擇減少吸煙量而非戒煙；對于青少年而言，價格的提高確實能夠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可能存在對價格不敏感的青少年群體，因此，提高煙草稅的效果可能受限于不同人群的消費行為和支付能力。

那么，提高煙草稅究竟能否達到既控制煙草消費、又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嗎？

有專家表示，由于煙草能使消費者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需求價格彈性較低，提高稅收對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效應通常大于控制煙草消費的效應。這也是許多國家偏好實行“煙草重稅”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些國家的實踐，體現了提高煙草稅對控制煙草消費和增加財政收入的成效；但也有一些國家提高煙草稅后，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還誘發了嚴重的煙草走私、加重了低收入群體的經濟負擔，促使消費者更多地選擇檔次更低的煙草產品，甚至質量更差、危害更高的假冒偽劣煙草產品。因此，要辯證地看待提高煙草稅的作用，科學制定煙草稅收政策，把握好煙草稅收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