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我國《煙草專賣行政處罰程序規定》（2023年修訂）第五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煙草專賣局負責人應當集體討論決定。”對于該條規定的“負責人集體討論”的含義、負責人的人員范圍等問題，實踐中看法不一，亟需解決。

【問題分析】

目前，實踐中“負責人集體討論”主要存在兩種做法。一種是由分管領導、業務部門負責人、案件承辦人、法規人員等組成案件集體討論委員會。另一種是由單位的主要領導、分管領導等參加集體討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那么，兩種方式哪種更為穩妥呢？下面從文義解釋、體系解釋以及司法判決等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回應。

首先，《煙草專賣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五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煙草專賣局負責人應當集體討論決定。”該條規定了集體討論的人員范圍為“煙草專賣局負責人”，既沒有“等”字，也沒有包括其他人員。此外，該條的表述不是煙草專賣局負責人應當“參加”集體討論，而是“應當集體討論”。這意味著，負責人并不是簡單地參加某個討論會，而是應當召開負責人集體討論會，決定案件處理結果。所以，根據法律條文的文義解釋，集體討論的人員應限定為煙草專賣局主要負責人以及分管負責人。

其次，根據體系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包括行政機關的正職、副職負責人以及其他參與分管的負責人。”雖然該條針對的是行政訴訟負責人出庭應訴的規定，但是明確了行政機關負責人的具體范圍，對于理解“負責人”的人員范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最后，結合司法實踐判決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再22號行政判決書指出：“行政機關下屬職能部門負責人不能等同于行政機關負責人。”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遼行終1320號行政判決書明確：“參加案件討論（會審）的人員中屬于單位負責人的僅有一名副局長，即是說該案并未經行政機關的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也屬于程序嚴重違法。”

綜上所述，穩妥起見，“負責人集體討論”的人員范圍宜限定為單位的正職、副職負責人以及其他參與分管工作的負責人等。

聲明：以上意見為理論探討，僅供參考，不作為處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