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次文人聚會上遇到一位教授，他走過來向我們幾個煙民說：我知道我出現會讓你們掃興，我是著名的禁煙活動家，多次上書中央領導人宣傳禁煙。你們文人，寫文章不抽煙怕沒有靈感，其實，不吸煙也能寫出好文章。后來，我看到這位教授寫的文章，還有詩，我知道抽煙也無法再賦予他任何靈感。

　　多年前，我就聽人說，吸煙是野蠻人的行為，歐洲是文明的地方，吸煙者很受歧視。后來，我去了戴高爾機場，吸煙區是開放式的，像一個下沉庭院，進去之后發現天花板更高了，足有20米，煙霧繚繞著上升，可不像首都機場里的吸煙室那么憋屈。在法國坐火車，對面一男子看一本大厚書，懂法語的同伴告訴我，那是《希臘城邦史》，那男子燃起一支煙，讓我對法國的文明程度有了更高的認識。后來又聽說，歐洲國家越來越反對吸煙，公共場合都禁止抽煙了，包括戴高樂機場。2007年6月，我們到慕尼黑機場轉機，剛下飛機，就看見了一個巨大的煙灰桶，顯然是為了長途飛行下來憋壞了的人準備的，我們一邊抽煙，一邊感嘆：什么叫人性化呀！

　　加拿大溫哥華機場，很像是上海或香港，來來往往都是華人。我在吸煙室里聽兩個小伙子正盤算怎么倒騰二手車，忽然進來一個美女，華人，穿黑外套，里面是白色背心，胸部很好看，她從煙盒里拿出一支煙，全吸煙室里的男人都把自己的打火機遞過去，但她安靜地用自己的打火機點燃了香煙，安靜地吸煙，離開，留給我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不過，這是在加拿大吸煙的最佳記憶，這里有屋頂處不能抽煙。陪同我們的導游是一位戶外運動專家，熱愛大自然。我在加拿大的高山峻嶺里抽煙，要撣一下煙灰，他會把手伸過來，讓我撣在他手上，我甚至可以在他手上掐滅一個煙頭。我懷疑他是綠黨分子。這樣一來，我就不好意思抽煙了。后來我準備了煙絲和煙斗，以后再遇見這樣的人，我就抽一鍋煙絲，不用撣煙灰，一鍋能抽半小時。

　　加拿大禁煙，香港也禁煙，今年，英國也最終通過法令，帶屋頂的地方不能抽煙。我不了解英國法令的制定過程，但英國政府花了很多的廣告費宣傳他們的禁煙措施。等我從德國回來，聽說德國也正醞釀更嚴格的禁煙法案。

　　1922年的某一天，郭沫若還是一個窮苦的留日學生，他在福岡轉悠，從兜里摸出8個銅板兒買了一盒煙，待在街角吸煙，感嘆：“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無法醫治呢。”我穿越時空相問：“郭老何來此嘆呢？”郭老把半截煙屁扔到地上，說：“日本人愛干凈，并且把這當作西洋既無，東洋亦無的國民特質，其實日本的城鎮也不是那么干凈，街道一下雨就成了爛泥塘。”

　　多年之后我站在帝國飯店門口抽煙，發現地上很干凈，周圍更沒有垃圾桶煙灰缸，門童和我打招呼，將我引領到飯店里面的一個吸煙區。后來得到消息說，東京的大街上不能抽煙了。出租車里也不能抽煙了，一個東京出租車司機說：“好多人打車，就是為了能在車里抽一支煙，現在這個禁煙法令讓我們的生意不好做了。”

　　3年前，有日本出租車司機打官司，說“二手煙有損健康，國家怠慢了推行車內禁煙的措施”要求國家賠償。東京地方法院否定了該索求，但以此為契機，推動了日本社會的禁煙意識。北京的出租車為了迎接奧運會，早就規定不許在車里抽煙，這規定怎么出臺的？沒人征詢過我的意見，所以我只能關心外國的立法。比如，德國議會有人提出，德國的高速公路應該限速，最高時速不能超過120公里。我對此提案就非常有意見，果然，德國議會里就有人反駁，德國高速公路不限速，是德國高品質汽車工業的象征，我們生產的汽車操控性好，大家開車又講規矩，即便是大卡車也能以90公里的時速巡航，限速是沒道理的。我覺得這位德國議員就說出了我的心里話。

　　關于日本街道上的禁煙令，有人分析，一個成人在大街上抽煙，他拿煙的手自然不會總放在嘴邊，手一垂下，這個動作加上風的作用力，就會讓煙灰飛散，這個高度正是一個兒童的身高，于是，煙灰就會飛到小朋友的眼睛里。我們要保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所以就要在大街上禁煙。這番分析說得我心服口服。早就在一些文化分析的書上看到，說日本人如何講究集體主義，如何顧及他人。號召我們向日本學習就是叫我們學習怎么當一個順民。比如日本政府一說現在能源緊張，號召要節約用汽油，第二天日本汽油用量就減少25%。要大家都學成那樣，統治和管理起來就容易多了。要我看，現在的日本禁煙法令，其根源是一千多年前的圣德憲法，那時候的《圣德憲法》第一條就說了，社會交往的首要原則是“和諧”，每個人都要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以求一個全社會看來都合理如意的結論；第二條又說要宣傳佛教，大家都要學佛法，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在瑞士的時候，我和一女士坐火車去英特拉肯看少女峰，火車上沒有吸煙車廂。這位女士告訴我，就是這一兩年，取消了吸煙車廂。這一措施經過了瑞士的全民公決，只以微弱優勢獲得通過。在蘇黎世，我和《中瑞經濟通訊》的一位叫蘇珊的編輯吃飯，很快我發現，她抽煙抽得很勤，于是向她詢問，歐洲不少地方都“No Smoking”了，瑞士會不會限制抽煙，她很憤怒地說：別扯淡了，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樣的國家。

　　幸福的是，她生活在最民主的瑞士，代議制都沒戲，想弄兩個議員弄兩個提案就禁煙可不行，只要征集到10萬人簽名，任何一個瑞士人就可以提出修改憲法。公民在任何一個法令、法案宣布之后3個月之內，征集到5萬個簽名就可要求對該法案進行公民投票，這叫“選擇性復決”。

　　在瑞士待了10天回來，飛機上睡了一覺，睜眼看見北京的天空時還是嚇了一跳，真臟呀！落地之后，翻看這10天漏下的新聞，《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叫“中國的污染已經到了極限”，先不管山西農民的死活，我看看北京的數字，按照歐盟的標準，微粒含量1立方米在40毫克以上的空氣都是不安全的，美國的標準是50毫克，按照中國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6年北京空氣的微粒含量是141毫克。在世界上所有首都中，只有開羅的空氣比北京更糟糕。轉載這篇報道的博客主人提供了參考數據，微粒含量每上升10微克，長期肺癌死亡率就上升8%。世界衛生組織認為，只要把微粒從70毫克降至20毫克，就可使肺癌死亡人數減少15%。這位朋友還找到世界銀行的資料，2002年，世界上前40個空氣最臟的城市，中國占了24個。當時北京的微粒還是99毫克，這幾年上升了。《紐約時報》的文章分析說，中國政府想做什么事肯定能做成，想控制污染也一定能成。但還是有更深層的原因阻礙了政府解決環境問題。

　　瑞士風景秀麗，一位瑞士作家這樣描述典型的瑞士人，“抽味道難聞的土煙”，“除了仰慕高山，他天生厭惡一切超過中等水平的東西”，“每到天氣睛好的周末，他會從冰箱里取出食物，帶上他的收音機，乘火車、汽車，或騎馬，有時候是步行，融入大自然。他需要讓他的肺腔吸滿清新的氧氣，歡度良辰美景，感受愛國主義迸發出來的激情。周日晚上，他帶著從祖國神圣大地上汲取的熱忱回到舒適的家中。他感到自己強壯、自豪、誠實、純潔。他再次體會到作為瑞士人的榮耀”。

　　我在鐵力士山和皮拉圖斯山上體會到了這種感受，一邊欣賞美景，一邊抽上一支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