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窄說

大時代有大人才，

大人才創大未來。

大未來有大寬窄，

大寬窄創大時代。

（一）

　　自改革開放后算起，中國人度過了三個鼠年。分別是1984、1996和2008。沿著36年的坡路往回看，這三個鼠年，各具意義。

　　1984年，老人前往南方視察，肯定深圳發展。中國大開國門，擁抱世界。各行各業大干快上，懷揣火熱的心，投身祖國建設。

　　1996年，歷經三年宏觀調整，經濟過熱緩解，高通脹結束，民營資本得到更多參與權。斗爭敘事剝離日常，老百姓們安居樂業。

　　2008年，經濟飛速發展，很多人都愿意把那一年稱為“崛起元年”。在國人記憶中，那是多災多難的一年，也是所謂興邦的一年。

　　三個鼠年，正是中國的三個發展階段。

（二）

　　先說1984年。那年春晚，一個叫張明敏的歌手唱出《我的中國心》。張明敏本是九龍電子表廠的工人，只在1979年拿過業余歌賽冠軍，此后便無佳績。在1984年的香港，以張的水平，根本當不成明星。

　　偏偏那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在即。春晚導演黃一鶴，突然想找香港藝人上臺，就跑到深圳去打聽。路上聽到《中國心》，趕忙把張明敏弄到北京。

　　當年有句話，叫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我的中國心》。一個在香港名不見經傳的歌手，命運就此改變。此后，張明敏在內地巡演，創下過一年150多場、5天連唱12場的紀錄，比香港那幫去紅磡的巨星還要洋氣。

　　同樣改命的，還有陳佩斯和朱時茂。

　　這倆人是八一電影廠的青年演員。朱時茂好歹演了個《牧馬人》里的“老許”。陳佩斯在八一廠，一直不怎么得志。他老早就想自己搞喜劇、拍電影，可惜人微言輕，寫的本子不是被斃，就是被別人拿去拍了。

　　1984年，黃一鶴找到他和朱時茂，在天壇體育賓館憋出個《吃面條》，成為春晚首個小品，就此成為小品鼻祖。

　　當晚，陳佩斯一戰成名。

春晚首個小品《吃面條》

　　1986年，陳佩斯離開體制，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拉投資、拍喜劇。小品王的身份，幫他奠定了觀眾基礎，讓拉投資變得事半功倍。

　　無論陳佩斯還是張明敏，都要感謝貴人黃一鶴。

　　當然，黃一鶴的魄力，關涉不止他一人。在他身后，還有許多從業者。他們敢于試探、突破禁區，這都離不開1984年的時代背景。

　　那個鼠年，萬象更新，自由空氣，流溢全國。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1984年，老百姓精神生活極其貧乏，幾乎沒有選擇余地。

　　任何一個新鮮事物出現，都能收獲廣大群眾的注意。唱一首好聽的歌，就能紅遍全國，演一部稍微像樣的電視劇，就能家喻戶曉。

（三）

　　1984年還有個不可忽視的時代氣氛，那就是老同志對年輕人的信任。

　　改革開放浪潮下，很多老同志意識到，世界終究是有才干的年輕人的，于是盡可能地提拔目力所及的青年才俊。這里面，就有兩個日后在山東高密鄉順利會師的大人物。

　　一個叫張藝謀，一個叫莫言。

　　張藝謀第一次命運轉折，始于1978。當時北電在陜西全省13個棉紡廠分配了一個考生名額，好巧不巧，就落在張那個廠。

　　老謀子破格進入北電。

　　不過畢業后，他并不像他同學陳凱歌，可以幸運地留京，而是被分配到了荒遠的廣影廠。當時有11個人被分過去，最終只去了4個。很多人，都不想認這個命。

　　張藝謀不行，他不認命，書就白念了。

　　幸運的是，在廣影廠，他遇到了韋必達。

　　韋必達為了留住人才，提前備好了房子。之后，張藝謀和幾位青年立下軍令狀，在韋必達的支持下，組建一個青年攝制組，平均年齡才27歲。在韋必達的扶持下，幾個生瓜蛋子拍出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之作，《一個和八個》。

　　1983年年底，文藝界搞所謂的“人性論”大批判，電影被定性為“精神污染”。韋廠長不服，不斷上書電影局，據理力爭：

　　“如有錯誤，全由我這個廠長來擔責！”

　　張藝謀是《一個和八個》的攝影。片子出來，北京的陳凱歌坐不住了，跑到廣西，希望得到韋必達的幫助。老韋又丟給陳凱歌《深谷回聲》，讓他和張藝謀搭檔，去陜西拍《黃土地》。1984年，《黃土地》橫空出世，再遭業內反對。

　　為使電影公映，韋必達奮力疾呼。

　　最終付出的代價，是被調任離廠。

　　當時張藝謀給韋必達寫信說：“我們將來可能成為藝術大師、名人，但我們永遠記得當我們年輕時，我們是怎樣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攙扶我們，我們也記著您悲憤上書電影局，記著您無私無畏地支持保護我們…”

　　確實，1984年，要不是韋必達讓張藝謀、陳凱歌搭檔去陜西。張藝謀八成不會遇到他的第二個貴人，吳天明。并在吳天明的大力支持下，拍出那部《紅高粱》，一躍成為國際名導。

　　第五代開山之作《一個和八個》

　　老張遇到韋必達時，老莫遇到了徐懷中。

　　那年，徐懷中受命籌備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從各軍單位招了35名學員。莫言當時不過原總參謀局宣傳科一個排職干部，沒寫出什么不得了的東西。他從同事那里得知有文學系招生，但要營級以上資歷，就放棄了。結果沒兩天，情況有變，說不要級別。莫言趕去報名，可期限已過，人招滿了。

　　就在這時，徐懷中看了他的小說《民間音樂》。

　　當即破格錄取。

　　當時莫言很狂，沒代表作，卻點評了一個有資歷的前輩，說人家寫得不好。人說他酸，他氣不過，回家憋了一星期，寫出《金色的紅蘿卜》。稿子被徐懷中看到，改名為《透明的紅蘿卜》，并力薦給《中國作家》的主編馮牧。

　　刊發后，迅速在文壇引起震動。

　　就這么著，毫無名氣的莫言，一下成了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透明的紅蘿卜》一文，也被視為高密魔幻主義開山之作。

　　后來在瑞典，莫言將徐懷中稱為恩師。徐懷中說：

　　“這話過分了。要說恩師，他要感謝七八十年代中國蓬勃興起的思想解放浪潮。”

　　這倒是句一針見血的大實話。

　　1984年，還有很多像張明敏、陳佩斯、張藝謀、莫言這樣的文藝工作者，在松綁大潮中，在貴人幫扶下，踩到了改變命運的跳板。

　　比如組建“七巧板樂隊”在家寫原創搖滾的崔健，比如生在電影樂團偶然錄了《東京之夜》的張薔。前者兩年后唱出《一無所有》，后者兩年后登上《時代》周刊。他們都是84年自由空氣的受惠者，開放思潮下的幸運兒。

　　所謂時勢造人，不過如此。

（四）

　　不過文藝工作者的運氣，總有些被動。

　　同時期另一撥人，則是先知先覺、主動改變著自身處境。其中杰出代表，就是王石。

　　1984年，鄧公去深圳視察，王石覺得“干大事的時候到了”。當時，國內有一陣辦公設備熱潮，王石趕緊成立“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倒賣辦公設備，替內地需貨企業向港商訂貨。

　　當然，想開這種公司，你得有特殊人脈。

　　同樣先知先覺的，還有北京的柳傳志。

　　看到《經濟日報》將中關村第一個下海研究員陳春先稱為“弄潮兒”后，40歲的柳傳志按捺不住，拿著計算所撥的20萬元，在傳達室里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一開始他沒找到好項目，干“倒爺”被騙了14萬。公司正在生死一線，中科院買了500臺IBM計算機，把驗收、維修、培訓業務交給了他，送上70萬元的服務費。

　　這幸運的大反轉，也依賴柳的資源背景。

站在風口上的王石

　　由此可見，1984年，率先覺察出經濟政策動向、意識到市場風暴來臨的創業者，一方面要感謝大歷史，一方面還要感謝個人特殊關系。

　　一般人，就算看到這變幻潮流，也不具備沖浪的資本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只能站在一邊干瞪眼。這一點，之后92下海的群英也一樣。那批具有政府背景的好青年們，和84年的元年企業家類似，他們的成功，很大成分上得益于對國家政策的洞察，和對稀有資源的把握。

　　真正僅憑一雙慧眼認出風暴的，是96年和08年的創業者。此乃后話。

　　總的來說，36年前那個鼠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