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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3年我國簽署世衛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來，關于煙草業應政企分離的呼聲，就時有耳聞。然而時至今日，一個有利于全面控煙的體制機制都沒有建立，一個無煙草利益羈絆、全面履行控煙基本職能的國家控煙部門都沒有設立，履行世衛組織“減少煙草供求”的公約精神，就成了空話。于是我們尷尬地看到，在2008年那次國際控煙大會，與會代表給中國評了一個“臟煙灰缸獎”。

　　得什么獎倒在其次，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破除不利于全面控煙的體制機制問題，再也不能久拖不決，它事關人民群眾的健康利益，乃至于國家的總體利益。據報道，在中國，煙草帶來的健康危害與日俱增，每年因煙草導致的死亡人數就達到120萬！在諸多慢性疾病導致的死亡中，煙草使用是首要可預防死因。控制煙草使用是拯救生命的頭等大事，就像胡鞍鋼曾建議的，我們國家“應當像關注艾滋病問題一樣關注控煙”。

　　是我們沒認識到控煙的緊迫性嗎？不，是我們的政企合一體制，使得控煙舉步維艱。近年來，在控煙之劍高懸下，一些煙企何以仍在不斷擴大產能、干擾控煙，原因正在于有賣煙的管控煙這個體制“撐腰”。

　　可以說，體制缺陷已成中國控煙履約最主要的瓶頸。去年，有位煙草專賣局官員基于煙草對國家財政稅收的貢獻，喊出“控煙就是賣國”的“雷語”，此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事實上，“以人為本”才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最長遠的發展戰略，而“以人為本”首要的是人的身體健康。不遏制煙草對人的健康危害，何來人民的健康利益、企業的商業利益、國家的總體利益？煙草與健康，不是能夠共生的事物，只能選擇其一，要么選擇煙草，要么選擇健康。

　　而要作出明智的選擇，作出有利于控煙的選擇，讓國家煙草專賣局轉變為國家控煙局，理順控煙體制，實行政企分開，才是最關鍵的。如果目前還做不到，至少可把《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履約機制，從煙草專賣局移走。否則，某些行政機構的控煙行動，仍會“動機不純”，被經濟利益所捕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