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禁煙標語屢見不鮮,但是仍有人沉迷吸煙,無法自拔,不乏有些人開始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最后深陷其中,這就是吸煙成癮。影響吸煙的因素有哪些呢?情緒會影響吸煙行為嗎?影響吸煙行為的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呢?
基于效價的模型認為任何消極情緒都會等價地增加物質使用行為。如悲傷和恐懼等消極情緒均能導致吸煙行為的增加。而情緒特異性模型,如評價傾向框架(the Appraisal TendencyFramework, ATF)強調對具體情緒的認知評價的重要性,認為并非所有的消極情緒均能預測成癮物質的使用。如悲傷能夠預測吸煙行為,而恐懼等消極情緒不能。
已有研究認為,將特定情緒(如悲傷)和具體選擇(如吸煙行為)聯系起來能增加決策模型在決策中的預測力和準確性。但是并沒有實證研究系統地檢驗特定情緒對于成癮物質攝入的影響。該研究目的是考察悲傷等消極情緒能否預測成癮物質的攝入,來檢驗基于效價的模型和情緒特異性模型的正確性。
自我關注的中介作用。增加吸煙行為屬于獎賞尋求。研究表明,悲傷會引起對自我的高度關注,這種自我關注可以激活大腦中與獎賞尋求相關的區域,也可以中和悲傷對獎賞尋求的影響。因此,悲傷通常可能與獎賞尋求,特別是物質使用有強烈的聯系。這種聯系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自我關注導致的。
該研究考察悲傷和其他消極情緒對成癮行為——吸煙的影響。通過縱向調查,研究1探究悲傷和其他消極情緒是否與吸煙行為有關。研究2考察悲傷是否會增加吸煙行為。研究3和4將成癮行為作為結果變量,探究悲傷是否會在不同的延遲時間后,對吸煙行為產生影響。此外,研究4考察了悲傷對吸煙行為的影響能否應用到實際的吸煙行為中。
研究一:悲傷——但不是所有的消極情緒——與吸煙行為相關?
材料:1995-2014年,美國中年調查(MIDUS)的數據,分別在1995年、2004年、2013年和2014年進行了四次調查(見表1)。
流程:通過讓被試回答三個問題來確定被試當前的吸煙狀況,分為經常吸煙(1)和不經常吸煙(0)。用李克特五級評分量表分別測量悲傷、憤怒、恐懼和羞恥情緒。4次統計均包括人口統計指標性別、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反映的是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
表1 被試的人口學信息
圖1?不同消極情緒對吸煙狀況的影響
注:x軸表示在每個數據集中自我報告的情緒;在控制年齡、性別和SES后,y軸表示以吸煙狀況為因變量的同步回歸中的非標準beta;吸煙情況通過每日自我報告吸煙情況來定義;*p?< 0.05。
結果:與ATF的預測一致,悲傷能顯著預測吸煙行為。在綜合樣本分析中,在控制了收入、年齡和性別之后,其他情緒不能在4次調查中預測吸煙狀況(見圖1)。
上述結果證明了情緒的特異性,與情緒特異性模型相一致,研究1發現悲傷與吸煙的關系比其他負面情緒更強,而且這種關系獨立于人口統計學變量。研究一的的結果不能得出因果推論,可能是其他因素,比如消極的生活事件,導致了悲傷和吸煙行為的變化。因此,設置研究二。
研究二:悲傷,而不是其他消極情緒,會導致“吸煙行為”的增加
被試:當前美國吸煙者425名。
實驗設計:單因素三水平的被試間設計。其中,自變量為情緒條件(悲傷、厭惡、中性),因變量為情緒誘導后的“吸煙行為”。
流程:首先,被試需要完成14道關于情緒和決策(包括悲傷、厭惡、中性和其他情緒)的題目來評估目前的情緒狀態,以此作為情緒誘導的基線,用簡版吸煙沖動問卷中的3個問題,以十一點計分評估當前的“吸煙行為”(如,我現在想吸煙);然后,將吸煙者隨機分配到三種情緒誘導條件中:悲傷、厭惡、中性,厭惡為一種控制消極情緒,對每組被試進行情緒誘導,包括觀看一部電影短片和完成一項寫作任務,之后,用同樣的3個問題來測量被試的“吸煙行為”,情緒誘導前的“吸煙行為”作為協變量進行分析(見圖2)。
圖2 研究二實驗流程
結果:與中性情緒狀態和厭惡情緒狀態相比,悲傷情緒增加了“吸煙行為”;而與中性情緒相比,厭惡情緒降低了“吸煙行為”,但沒有達到顯著水平。
悲傷,而不是厭惡,與吸煙行為的增加存在因果效應。于是設計研究3來考察悲傷是否會在不同的延遲時間后,對“吸煙行為”產生影響。
研究三:悲傷對與吸煙者自我報告的“吸煙行為”的因果影響
被試:398名吸煙者,招募材料、研究要求和最初的情緒評估與研究2相同。
流程:將吸煙者隨機分配到悲傷或中性情緒誘導條件下。情緒誘導方法與研究2中的相同。在情緒誘導之后,使用獎賞-急躁的行為經濟學范式來測量吸煙行為,被試需在不同的延遲時間(0-30分鐘)和不同吸煙次數(2-10次)之間做出假想選擇(例如,“你想要現在吸煙2口還是20分鐘后吸煙5口?”)。因變量為吸煙者的急躁程度,用必要回報率(requiredrate of return,RRR,延遲獎賞的吸煙者每分鐘增加的吸煙次數,RRR越高表示吸的次數越多,表明急躁程度越高)表示。
結果:隨著時間的延遲,在悲傷條件下的吸煙者比中性條件下的吸煙者表現出更多的急躁情緒,即更加想要吸煙。
在中性條件下,吸煙者的RRR為6.9%,這表明他們需要每分鐘增加6.9%的吸煙行為,才能等待延遲的獎賞。悲傷組的吸煙者急躁程度更高:他們的RRR為8.1%,比中性組的吸煙者高出18%。
盡管研究2和3得出了因果關系,但它們的結果可能受到被試選擇的假設性的影響以及無法控制被試在參加實驗前最近一次吸煙的時間。因此設計研究4來克服這些限制。
研究四:悲傷對假想的吸煙行為的急躁程度能否推廣到實際的吸煙上
被試:158名吸煙者。
流程:將吸煙者隨機分配到悲傷或中性情緒誘導條件下,采用與研究2相同的情緒誘導方法。在情緒誘導之后,使用與研究3相同的方法來測量被試的實際吸煙行為,所有被試在不同的延遲時間后,開始吸煙,測量被試的吸煙強度(吸煙量、吸煙速度和吸煙的持續時間)。最后,被試需填寫潛在評估傾向問卷,包括消極情緒、自我關注和失落感三個維度。
結果:①隨著時間的延遲,與中性條件相比,悲傷條件下的吸煙者表現出的急躁程度更高。
②使用結構方程模型來測試悲傷是否通過消極情緒、自我關注、失落感或者這三者的某種組合導致吸煙者的急躁情緒。結果發現,自我關注可以充分的解釋悲傷對吸煙者急躁情緒的影響,即自我關注越高,吸煙者的急躁程度越高(見圖3)。
③在悲傷情緒對吸煙強度的3個指標——吸煙量(吸煙速度和持續時間的乘積)、吸煙速度和持續時間的關系中發現,悲傷狀態下的吸煙者每口吸入量比中性狀態下的吸煙者多30%(見圖4)。
圖3 潛在評估傾向的中介作用
圖4 不同條件下被試的吸煙量
討論
研究發現,悲傷能夠預測吸煙行為,導致吸煙行為的增加。且隨著時間的延遲,悲傷個體的自我關注越高,其急躁程度越高導致吸煙行為的增加且能夠延伸到實際的吸煙行為中。
所以,各位想要戒掉“癮”的小伙伴們,記得保持開心的狀態哦!
本文亮點
(1)該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實證研究系統地檢驗了特定情緒對于成癮物質使用決策的影響,支持了情緒特異性模型,即悲傷,而不是所有的消極情緒,能夠增加成癮物質的使用。
(2)構思完整:研究一和研究二得出結論,悲傷增加了成癮物質的使用;后續研究則給出了原因,即悲傷狀態下的個體,隨著時間的延遲通過自我關注的中介作用導致了個體更高的急躁程度,進而增加了成癮物質的使用,并且這一結論能夠推廣到實際生活中。
參考文獻
Dorison, C. A., Wang, K., Rees, V. W., Kawachi, I., Ericson, K. M. M., & Lerner, J.? S. (2020). Sadness, but not all negative emotions, heightens addictive substance us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2), 94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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