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契訶夫寫下其傳世之作《裝在套子里的人》。自此，世界文學史上多了一個用“套子”將自己緊緊纏裹封閉，最終作繭自縛的經典人物——“別里科夫”。

如今，在人們熱衷掙脫生活的鎖鏈，追求自由與遠方的同時，中國煙民卻開始被迫陷于無處不在的各式套子，局囿在大廈鄉間的每個角落。

數量惜售、價格飛漲，香煙成為很多煙民不可承受之重。

疫情之下，唯快樂最稀缺也最短暫，人們對香煙、可樂等能夠低價且合法獲取歡愉的產品需求量一路水漲船高。然而區別于可樂真正的物美價廉，在全國控煙大局下，香煙卻隱隱有成為“刺客”之勢。

漲價是控煙的重要手段，隨著煙民支付成本的增加，一些本就拮據的煙民便會更加捉襟見肘，以此減少其吸煙量達成控煙甚至是戒煙的目的。近些年，市場上零售價低于10元的煙幾乎絕跡，原因無外乎是煙草稅的增加。數據顯示，自2015年我國卷煙批發稅率提高5%后，幾乎每年都會進行一次調整，香煙的價格也由此愈漲愈高，如今市場上許多香煙的價格幾乎均提高了20%。低價口糧煙逐漸成為加勒比海域的美人魚，可遇不可求，直至在未來的某一天成為傳說。

低價煙買不到，想要改抽平價煙卻也不是件容易事，如今買到兩條平價煙已是足以發到互聯網記錄一番的程度。畢竟低價煙消失，平價煙必然緊俏，前有上海奉賢超市買煙需配貨雞蛋面，后有1818黃金眼曝光賣假煙理直氣壯。大城市尚且如此，低線小城更甚，一個個流淚小黃臉背后的辛酸恐怕只有同為煙民才能夠體會。

文明建設，環境保護，城市“吉普賽人”該何去何從？

隨著人們對健康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煙民”這個身份逐漸變得微妙，抽煙這個曾經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開始需要掩飾。

為達成“健康中國2030”的目標，為促使人們選擇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國內控煙政策愈發嚴格，全國共計二十余個城市和地區相繼出臺法規，并會對已出臺的條例、法規進行修改，以應對控煙形勢新變化。今年6月，深圳和杭州的“控制吸煙條例”便都將電子煙納入了控煙管理。

除嚴禁在公共場合或封閉區域吸煙外，武漢還將控煙范圍延伸至室外公共場所。如，以未成年人或者孕婦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教育、教學、醫療等場所的室外區域；體育場館、演出場所的露天觀眾坐席和露天比賽、健身、演出區域；社會開放的文物保護單位室外區域禁止吸煙。

在2021年河北保定一商場因設置室內公共吸煙室被判罰款140萬元后，“吸煙室并不能使非吸煙者免受二手煙暴露危害”廣為人知。也因此多地明確規定不許設置室內公共吸煙室，原有設施也被全部拆除。公共吸煙室幾乎全軍覆沒，室外成為煙民的唯一出路。然后就在6月，上海將嚴管室外邊走邊吸煙的消息傳出，“室內全面禁煙，室外不吸游煙”將會成為上海市民的健康新風尚，這讓不少煙民都心里一緊。如今，商場、餐廳、車站，甚至路邊都成為了嚴禁吸煙的地方，“只有吸煙越來越不自由，煙民才有戒煙動力”，無數煙民為此淪為城市“吉普賽人”無以為家。

香煙難買、買了難抽、抽了受鄙，這實實在在的誅心三連恐還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繼續困住中國的3.5億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