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齊魯網報道　　吸煙有害健康，但抽煙的人還在增加，而且呈低齡化趨勢。3月12日，全國政協委員、輝瑞制藥中國企業事務部總監馮丹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她向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了6份關于控煙的提案，建議設置卷煙的最低價格標準，降低青少年初始吸煙染上煙癮的可能性。

　　馮丹龍委員認為，目前，中國卷煙的市場平均零售價為每包12.6元，但在全國的絕大多數市場尤其是低收入地區，吸煙者仍能找到價格約3至5元的煙。“極低價格卷煙的存在，加強了吸煙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替代效應，還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煙并染上煙癮的可能性。”為此，馮丹龍委員提案建議：每年根據物價上漲指數和居民收入增長情況，對煙草消費稅稅率實行動態調整。同時，設置卷煙的最低價格標準，如卷煙的最低價不得低于每包10元，以此減少提高煙草稅的消費替代，防范青少年在青春期試吸。

　　用提高卷煙零售價格實施控煙，應當說既不新鮮，效果也并不像建議者所預期的那么樂觀，實際上，既是不少經濟發達的城市，市場卷煙零售價格普遍高于10元一包，青少年吸煙的比例，非但不比那些能找到3至5元一包煙的地方低，反而可能還更高。早在2015年5月，國家對卷煙行業大幅提高稅率，實現稅率和卷煙零售價格“雙提高”，人們也普遍認為這樣一來，一是會減少青少年煙民的增加；二是會迫使“老煙民”減少吸煙甚至會戒煙。然實際情況卻沒有出現任何變化，盡管各地還相繼出臺了“史上最嚴”的控煙令，北京甚至要求“看不見天”的地方都要禁煙，多重壓力之下，煙民非但沒有明顯減少，青少年煙民還一如既往的不斷增加并向低年齡蔓延。這也足以證明，有經濟發展和家庭收入不斷增長做支撐，靠提高卷煙零售價格來實施控煙，收效極其甚微。

　　盡管有理論研究報告表明，目前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提高煙草稅來實現控煙，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在利用稅收杠桿來實現“市場化控煙”，有專家甚至認定，在高收入國家，如果國家把煙草產品的稅提高10%，通常消費就會下降4%。但這終歸是理論研究的“一廂情愿”，在我們的社會現實中，由抽煙進而戒煙的人數不少，但無論是新煙民還是老資歷的“癮君子”，戒煙幾乎都不是因為卷煙價格上漲而抽不起或家庭經濟狀況難以承受去主動戒煙或不吸，戒煙的真正原因除了特殊工作環境導致抽煙空間狹窄不得已之外，更多則是來自家人或醫院醫生的勸阻，出于身體原因不得不戒煙。尤其是普通卷煙的零售價格普遍“適銷對路”，對于大眾收入階層幾乎就不存在負擔問題，提高煙草稅率或單純漲價，可能會短時間內對普通煙民消費有影響，然在卷煙市場的競爭中，相信很快就有煙草企業推出更適合普通煙民性價比的“新產品”，以此來刺激煙民消費甚至吸引新煙民的加入，又怎實現到“控煙”？

　　另外，據公開報道顯示，從煙草的種植、加工、生產、銷售等，全鏈條與煙草行業相關的人群多達2000多萬人，這一群體的就業、生活與收入增長全部依賴于煙草，國家財政每年也從煙草行業獲得近萬億元的財政收入，煙草是事實上的“利稅大戶”，由得說將卷煙最低零售價設置10元以上是為了“控煙”，倒不如說是讓煙草行業由國家“利稅大戶”進而成為“利稅首戶”，因為事實已經證明漲價控煙“無效”。由得用漲價來“曲線控煙”，反不如對煙草行業“去產能”進行釜底抽薪更直接有效。但這又涉及到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轉型人員安置的多重問題和矛盾，一個字“難”。

　　其實，“吸煙有害健康”人人都懂，但在社會文明和人們對健康的認識尚未達到某一層次，在收入持續增長和社會各方面壓力不斷加大的環境下，人們對煙草等明知有害健康卻又產生心理依賴的程度，則會更加強烈，以提高煙草價格來減少煙民數量根本不靠譜，但作為合法產業，政府既不能干預煙民的合法消費，也不能干涉企業根據市場來自主定價。唯有出于保障國民健康的目的對其“去產能”，再施以各種行政法規來壓縮煙民的吸煙空間，以正確的引導來促進人們健康消費和提升健康意識，使得人們遠離煙草，最終才能減少煙民和遏制新煙民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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