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尼古丁與煙草研究》登了一篇來自以色列的文章，作者巴-澤夫帶領的團隊把問卷塞進醫院更衣室，問同一群人——醫生、護士、護工——在疫情暴發前后吸不吸煙、煙量變化、睡不睡得著、心里慌不慌。數據不大，卻像一根細針，戳破了“白衣天使”四個字背后被忽視的日常：原來在拯救世界的同時，他們也在用一支煙悄悄拯救自己。

作者巴-澤夫畢業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公共衛生碩士，現就職于該國最大醫療中心煙草戒治科，另兩位合作者一位是睡眠實驗室的女教授，一位專研心理創傷，三人都是一線醫護，調查自己人，下筆自然少了學術的冷，多了同袍的暖。

研究時間選得巧：2019年12月做基線，2020年9月再測一次，正是第一波新冠最兇猛的節點。樣本不算大，回收有效問卷728份，但貴在完整：科室、班次、煙量、戒煙意愿、焦慮評分、睡眠質量，一條沒落。為了不被“面子”干擾，問卷匿名，收完直接封箱，由第三方統一錄入，最大可能去掉“撒謊”水分。

結果先讓人心里一沉。醫院整體吸煙率從14%升到19%，別小看這5個百分點，換成絕對數，就是多出幾十個醫護在半年里成了“新煙民”。更扎眼的是夜班族：原本不抽煙的夜班護士，吸煙率直接翻倍。論文里一句平淡的描述——“凌晨三點，隔離病房警報響起，吸一口煙才能壓住N95后的窒息感”——讓數據瞬間有了體溫。

但故事不止“多抽了”，還“想戒了”。有意思的矛盾出現了：每天煙量上漲的同時，表示“打算30天內戒煙”的比例也從18%漲到26%。作者解釋，這叫“壓力性戒煙動機”，煙點得越多，愧疚感越重，越想逃。可惜想歸想，真正付諸行動的人反而少了，從每百名7人降到3人。疫情把醫護推上火線，也把他們拉進“抽了-后悔-再抽”的循環。

睡眠和焦慮被拉進來一起算賬。統計模型顯示，睡眠不足7小時的人，吸煙量平均多出4支；焦慮評分每升1分，煙量多出2支。反過來，煙量每多10支，睡眠再砍半小時。三者像咬死的齒輪，越轉越快。作者用了一個很形象的詞——“循環三角”：焦慮讓人點煙，煙堿打斷睡眠，缺覺又讓第二天更焦慮。

論文也留下亮光。同樣暴露在病毒面前，有人把煙當拐杖，也有人趁機甩掉。戒煙成功者里，三分之二提到“害怕新冠加重”是最后一根稻草。睡眠相對充足、得到同事支持、科室設有專屬心理熱線，成了保護因素。數據說穿了也簡單：當醫院在休息室擺上免費水果、把咖啡機換成花草茶、給夜班加30分鐘打盹假，新吸煙率就能往下掉3個百分點。原來，關懷具體而微時，煙就失去市場。

研究把“醫護”還原成“人”。過去我們習慣把他們當鋼鐵，忘了他們也會怕、也會抖。論文里一位25歲的護士在備注欄手寫：“我最怕的不是死，是把病毒帶回家，點燃煙的那幾秒，我才敢呼吸。”學術通常不收錄這樣的句子，但正是這些多出來的字，讓表格里的數字有了心跳。

當然，研究也有遺憾。樣本來自單一國家，問卷漏掉了那些最忙、最崩潰、根本沒空填寫的人；電子煙使用量只字未提，而疫情期間電子煙恰好是不少醫護“過渡”的小秘密。但作者誠實交代局限，也呼吁全球同行一起補上缺口。

巴-澤夫最后寫下一句克制卻有力的建議：“如果想讓醫護少抽煙，請先給他們能睡覺的床、能說心里話的人、能喘口氣的班表。”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別急著遞戒煙糖，先遞 humanity——人性。

白大褂與煙，在凌晨的陽臺相遇，一個救別人，一個救自己。論文合上，數據淡去，人們記住的是那一星火光里藏著的脆弱與堅強：他們替我們擋病毒，我們也該替他們擋掉那些不必獨自承受的焦慮。戒煙干預也許該從醫院食堂開始，從給夜班加一張折疊床開始，從管理者說一句“你可以哭”開始。因為，當醫護能好好睡覺，第一支煙就常常不必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