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三國時期，曹操親率大軍兵發宛城討伐張繡。此時麥子已熟，曹操下令：“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并皆斬首。”官軍皆牽馬行走，然只有曹操沒有下馬。此時從麥地里飛起一只斑鳩，曹操的坐騎受驚躥進麥地，踩倒一片麥子。曹操要按律執行，邊說邊拿起佩劍往脖子上抹。謀士郭嘉為其開脫道：“《春秋》上言：法不加于尊。丞相統率大軍，豈可自戕？”曹操說：“既然《春秋》上說過了，那我姑且免死。”于是用劍割下一綹頭發，算作自我懲罰。　

　　其實，曹操拔劍欲自刎，肯定是做樣子，只是他把領導管理藝術和技巧發揮到淋漓盡致。不過，曹操敢以嚴于律己，遵章守紀的做法，確實讓人稱道，單憑這一點，不是現在所有的領導干部都能夠做到的。曹操能夠不搞特殊化，依照當時的法律“依法辦事”，對維護當時的法律權威發揮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不僅對當今的領導干部應該如何去處理好身份、地位和法律的關系，成為知法、守法、執法的模范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而且對如何提升企業制度執行力也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筆者認為，“割發代首”這個典故，至少也能給行業如何提升制度執行力三點啟示。

　　一是要體現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凌駕于制度之上，制度面前不應有不受制約的“特殊人”。其實，任何制度“重”在執行，因此，制定各種管理制度應盡量做到科學、合理和全面；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在制度執行面前一視同仁，人人都一樣，特別是企業領導干部必須模范執行，成為制度執行的楷模。否則，管理制度制定再好也只不過是“一紙空文”。比如出現安全和質量事故，不按制度執行，該處理的不處理，或變相處理，不但起不到很好的教育和懲罰作用，而且長此以往還會在制度執行上留下一個永久的“毒瘤”，使制度執行力失去作用，流于形式，起不到約束和激勵效果。

　　毋容置疑，曹操“割發代首”典故，應該說是一個制度執行的楷模，雖然帶有點詐術，但認真思考一下，如果曹操的“禁令”僅停留在口頭上，自己卻出爾反爾，朝令夕改，又如何叫下屬做到令行禁止呢？何況曹操當時是魏國的統帥，擁有百萬大軍，但違反了軍紀，竟與士兵一樣接受制裁，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曹操用行為詮釋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道理。不過，這個簡單的道理不是所有領導干部都能理解透徹的。

　　二是制度的制定應該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企業管理制度時，尤其是涉及員工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時，應多方面考慮，廣泛征求員工意見建議，要避免不求實際，華而不實，要避免制定缺乏科學性和不具備操作性的制度，或者出現執行難和執行尷尬的怪現象，或者根本無法執行不下去，使制度形同擺設和掛在墻上，失去執行效果，這樣會大大降低制度的嚴肅性和公信力，導致制度的缺乏嚴肅性。其實，制度執行過程之中，適當變通，也是發現問題和改正問題及不斷完善的過程，但必須也有個“度”，由于受事物發展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限制，憑借經驗和知識積累基礎上，制定的各種制度，必然有一個實用和完善過程，任何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和互相轉化的，在實踐過程中，不可預見的事情會出現很多新情況、新問題。如何去克服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不斷適應新時期管理環境發展變化，這就要求管理者能夠隨機應變，但又應該在不違背科學管理基本原則的情況下適當“變通”，但必須掌握好一個“度”，在不違背管理制度的前提下，盡情展示自己管理藝術才能。比如曹操在自己坐騎踐踏麥田時，想到了“變通妙計”，既保全了自己的腦袋和威信，又迎合了《春秋》“法不加于尊”的“微言大義”，　真正達到了“殺雞給猴看”的目的。

　　三是制度執行過程中，考核工作必須跟得上，要避免制度流于形式，起不到應有的監督制約作用。對違規處罰要較真、要落實，要避免重就輕的處罰，這樣不能起到足夠的警示、懲戒作用。但在制度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領導者要體現“以人為本”和“人性化”，領導干部必須掌握好“度”的技巧，“嚴法”也有“柔情”面。比如“揮淚斬馬謖”的故事，一個“揮淚”把諸葛亮斬馬謖時復雜心理描繪得淋漓盡致，而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典故，再一次證實了制度有時不得不需要彈性管理。因此，制度的制定與執行，要充分體現能讓員工樂于接受，自我約束，自覺執行。如果一項制度在實踐工作中嚴重不符合實際情況時，制定部門就應考慮根據實際情況修改其具體條款內容；對違反制度的人進行處罰時，要做好解釋和引導工作及心理疏導，避免對立情緒的產生，妨礙制度正常執行。　

　　在制定制度和制度執行力上，要體現制度面前人人一樣，提升制度執行力，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帶頭遵守各種規章制度，做好表率，成為制度執行力的楷模，那么，員工就會自覺遵守、自我約束，使制度成為約束力和激勵作用，從而提升團隊凝聚力和戰斗力，推動企業持續健康協調發展。

?

?